研究 | 廖明君、王永健：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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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廖明君、王永健：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二）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2024-02-04 浏览量：180

三、立足田野的艺术人类学跨学科研究

王：从您1995年开始主持《民族艺术》杂志编务工作开始，组稿和审稿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但是您还是一直坚持做研究。多年来，您扎根于岭南地区珠江流域民族文化艺术，做了很多田野调查工作，并陆续获得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立项，承担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的子课题研究工作。伴随着这些研究项目的陆续完成，您也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也成为今天这些领域研究绕不开的参考文献。请您谈一下对田野调查的认识，还有当时是如何做田野的？以及您做田野研究所形成的一些经验心得。

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许多学科都引起了反响，似乎是“不田野，不成活”了。但只要仔细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家所说的“田野”，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旅游观光式的“田野”，既没有理论指导，也缺乏足够的前期准备，只是因为兴之所至，到想要去的地方蜻蜓点水式地转了一圈就打道回府；第二类是文艺采风式的“田野”，虽然有一定的目标，但也仅仅花上三五天的时间在村落里寻找一种仅限于直观的感觉；第三类则是学术研究的“田野”，它既需要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田野准备，然后用较长的时间（一次或者数次）驻扎到村子里，围绕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目前看来，除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属于第三类之外，其他学科的田野调查更多地属于第一类或者第二类，其取得的成效，自是可想而知。

至于我自己所做的田野调查，因为工作需要的缘故，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基本上走遍了岭南地区珠江流域的腹地，有些地方去了不止一次。根据项目研究的需要，我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有些是专题性的，比如布洛陀文化的调查；有些项目的田野调查持续的时间比较久，比如刘三姐歌谣、白裤瑶文化等；有些则是区域性的，比如中越边境地区、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的田野调查。总的说来，我认为要做好田野调查，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比如对于调查对象的文献收集与分析。因为我们虽然要进行田野调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做“垦荒”式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田野调查，与早期的人类学者去到的没有前人做过调查的所谓“野蛮社会”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已不尽相同，现在的田野调查，往往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调查研究，其成果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呈现了出来。如果能够对这些成果进行搜集分析，自然会对我们即将进行的田野调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我们即将要进行的工作与其说是田野调查，不如说是“实地调查”。另外，在时间节点上，有不少人往往一定要等到所调查的活动举行的时候才去进行田野调查。其实，鉴于我们所要调查的活动往往都是世代传承的，一般都会以一年为周期按照农时相对固定地进行，这也就意味着该项活动的基本情况在村子里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以即便不是在活动举行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事先从村民那里了解到相关情况。要知道到了活动举行的时候，那些组织、参加该项活动的民众已经没有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谈了。那时候的我们，更多的是在之前所进行的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进行印证或补缺的工作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定非得在所调查的活动举行的具体时间才去进行田野调查。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事先对所要调查的活动有足够的了解，那将有助于在村子里进行调查的时候增强我们与村民的文化认同感，这不但有助于调查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的信息，也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比如，不少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感到最“恐怖”的是被“灌酒”，似乎不喝酒就不可能进行田野调查了。其实，少数民族才是最讲礼节的，他们之所以要灌你喝酒，是因为你的言行让你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客人”，他们就不得不以接待客人的礼节来带有一定强制性地敬你喝酒（灌酒），同时他们与你的交流也自然会保持在与“客人”交往的层面，你所获得的信息自然不会是全面、真实的。一旦我们做足了功课，特别是通过文化认同让村民不是把我们视为“客人”，而是把我们视为“家人”，那么，如果你喜欢喝酒，自然有人会陪你喝个够，如果你确实不能或不喜欢喝酒，那么他们也会顺其自然，不会强制性地灌你喝酒。于是，你不但不会因为是“客人”而被“灌酒”，相反，会因为是“家人”而获得更为真实、全面的信息。

由于我们一般都是带着某种具体的目的去进行田野调查，也就常常会先入为主地只关注与之相关的活动，而忘了我们所要关注的事件可能只是整个文化活动的一个部分，从而导致我们的调查具有局限性。比如，铜鼓舞是珠江流域壮、瑶、苗等民族源远流长影响极大的民间艺术，但实际上在使用铜鼓的民族那里，并不存在纯粹的铜鼓舞，铜鼓舞是存在于他们的文化传统之中，是存活于具体的仪式或节庆之中，因此，如果在进行铜鼓舞的田野调查时，我们只关注铜鼓舞本身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不但需要从舞蹈学的视角来调查铜鼓舞，我们更需要采用人类学的整体观来把握铜鼓舞所依存的铜鼓文化传统，将铜鼓舞置于具体的传统节庆或仪式中，这样才有可能真实全面地调查、了解铜鼓舞。

此外，我比较赞成庄孔韶先生提倡的“不浪费的人类学”，主张不但要全面、深入、真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在依托田野调查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来呈现田野调查的成果。因此，从2004年起，在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陆续组织四十余位学者，采用田野札记的形式，主编了一套“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其影响就远远超过所谓的规范化的学术研究。

王：我注意到您在1999年获得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课题立项，该课题就命名为“壮族艺术的人类学研究”，这样的定名在当时是很新潮的，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定名？有什么样的思考？这个课题的研究理路是什么样的？

廖：近年我经常受邀到有关高校做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交流，我总会向大家强调，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并不是申报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这主要是针对一些申报者此前并没有进行过相关研究，到了申报课题的时候，匆匆之中随意抽出一个选题就填报的情况。这其实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提出来的。我所申报成功的几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具有比较深厚的研究基础。1999年申报成功的“壮族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也是如此。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研究壮族文化，其中自然也会涉及壮族的传统艺术，在考察研究过程中，我开始发现在壮族社会中很难把传统文化与传统艺术截然分开，如果纯粹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研究壮族艺术，可能会事倍功半，所以对于壮族艺术的研究就需要实现从作为艺术的壮族艺术到作为文化的壮族艺术的学术转型，而对于民族的、活态化的传统文化研究，恰恰是人类学所最擅长的。这一点，不但帮助我将申报的课题名称定位为“壮族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也是我开展相关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王：您主持《民族艺术》杂志有近20年的时间，当时提出了“多民族、大艺术、跨学科”的办刊理念，倡导“有学术而无学科限制”的办刊定位，可以说形成了《民族艺术》杂志独特的办刊特色和学术风格，直到今天这一办刊理念和定位都被后续的许晓明主编延续下来，在学界产生了很强的学术号召力和影响力。艺术人类学也成为《民族艺术》杂志的一个常设栏目，对于艺术人类学，学界关注度较高，但是学界对其学科定位也有争议，不过您还是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将其办成了一个特色栏目，从学理层面您是如何考虑的？

廖：2014年，我离开了工作二十余年的《民族艺术》杂志。之后，也有一些朋友与我聊起主持《民族艺术》杂志的体会，每一次我都会强调“主编的风格就是杂志的风格，对学术期刊尤其如此。”1995年，我有机会主编《民族艺术》杂志，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经过再三思考，我提出了“多民族、大艺术、跨学科”的办刊定位，现在看来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可以说是为《民族艺术》杂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之所以在《民族艺术》杂志倡导并坚持推动艺术人类学研究，也是缘自我自己进行壮族艺术研究的体会，即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需要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来进行研究。至于有关“艺术人类学”学科属性和定位的争议，当时确实并没有太多的考虑，而是基于“有学术而无学科限制”理念，然后在《民族艺术》杂志坚持倡导艺术人类学研究。现在看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不但对推动艺术特别是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研究起到了独有的作用，而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提供了学术支持，具有特殊的意义。

四、以艺术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理念带动学术团队

王：2014年，您离开了《民族艺术》杂志去了广西民族大学，正式进入高校工作，然后也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七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研究团队，专攻岭南地区珠江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研究。请您谈一下是如何培养学生带团队的？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哪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廖：2014年，我作为急需人才引进到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工作，负责民族学专业民族艺术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其实在此之前，从2005年开始，我已经受邀在广西民族大学民社学院文学院分别指导民族艺术、民俗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且因为主编《民族艺术》杂志的缘故，与从事民族艺术的学者也多有交往，对于相关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与民族学专业的其他四个主干学科方向相比较，民族艺术方向的学术研究是相对滞后的。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所进行的民族艺术研究，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只不过是把研究对象从一般性的艺术改为了民族艺术而已。

我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从2005年开始就对研究生灌输跨学科的研究理念，强调把民族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的行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理解。记得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民族艺术与民俗学的研究生都是互相参与听课，2012级民族艺术专业的杨素雯和民俗学专业的陶磊同学更是在同一个村子里做毕业论文的田野调查。2014年，我正式调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后，分别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艺术人类学等课程，不但继续强调要把民族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来理解，还特别提出要注意运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来研究民族艺术，毕业论文也要求立足于艺术人类学来进行田野调查，开展学术研究，初步形成了具有艺术人类学特色的跨学科研究民族艺术团队。大略统计了一下，我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领域：一是铜鼓艺术研究，主要选题有《广西南丹白裤瑶铜鼓舞考察研究》（陈曦）、《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研究》（黄文富）、《东兰瑶族铜鼓习俗考察研究》（陆遥）、《南丹中堡苗族铜鼓习俗研究》（陶磊）、《“生命之鼓”：白裤瑶铜鼓艺术的人类学研究》（闫梅）；二是民族服饰艺术研究，主要选题有《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研究》（许艳）、《南丹中堡苗族服饰艺术研究》（杨素雯）、《贺州黄石西山瑶服饰艺术研究》（孔涛）、《壮锦社会生命史研究》（李妮）、《防城港峒中大板瑶服饰研究》（龙晓玲）；三是壮族民间仪式剪纸艺术研究，主要选题有《靖西壮族仪式剪纸艺术研究》（莫莉）、《靖西壮族仪式剪纸习俗考察研究》（梁小龙）、《壮族仪式剪纸艺术考察研究》（段秀芳）；四是民族音乐研究，主要选题有《唱出来的“阴间”——平果下五区“做帮”仪式音声考察与研究》（韦玺）、《壮族布傣人婚礼歌谣官郎歌研究》（王荣美）、《歌唱与生活：侗族琵琶歌研究》（胡小东）、《壮族天琴艺术音声表征研究》（王继波）、《凭祥壮族天琴艺术研究》（陈章浩）；五是传统戏剧研究，主要选题有《从民间壮剧团探讨德保壮剧艺术的传承发展》（李杰）、《乡村社会语境中的平南牛歌戏研究》（黄心颖）、《戏剧与信仰：泰国乌汶潮剧艺术研究》（梁怡）、《世俗与神圣：博白采茶戏研究》（郑海琪）、《国家语境下彩调艺术发展研究》（程文凤）、《艺术人类学视域下乡傩艺术叙事研究》（刘远峰）、《乡土艺术与民间信仰：南宁平话师公戏研究——以南宁市西乡塘区为例》（孙妍琰）、《民族三交视域下宜州彩调研究》（黄琪莹）、《1949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视域下桂剧剧目生产研究》（唐佳倩）。其他选题还有《现代性视野中壮族传统村落艺术研究》（丁盛旋）、《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胡艳）、《社会记忆视域下刘三姐表演艺术研究》（孙妍琰）、《民族三交视域下刘三姐歌谣文化研究》（邓天玲）等。它们的主要特色就是坚持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民族艺术研究，既强调民族学的专业特色，更强调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具体要求就是立足民族地区，依托田野调查，注重文化传统，思考保护传承，开展专题性实证式的民族艺术研究。同时，我的一些研究生也参与了我主持的相关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子课题“壮族、瑶族、侗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铜鼓文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美术史”子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美术史”“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广西卷”“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广西卷·刘三姐分卷”“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广西卷·壮族嘹歌分卷”、广西教改项目“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建设与实践”等。我还与研究生合作发表了学术论文，如《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泰国乌汶潮剧扮仙戏研究》《彩调艺术空间体验与表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下的戏剧审美功能探析：以彩调剧〈刘三姐〉和〈新刘三姐〉为例》《叙事》《驱傩仪式中傩面具的可能世界叙事》《“主位内聚焦—客位外聚焦”：叙事学双重视域中的傩戏》《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思政的内涵、困境及路径探析》等。

结语

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学术研究发展较快，产生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提供了智库成果。但不容否认的是，学会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会，学术研究仍然需要提高。您作为学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学会的年会，可以说见证了学会的成长。我想请您从您的角度谈一下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应该如何去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最后也希望您能对年轻一辈的学者提出一些寄语。谢谢！

廖：这些年来，经过以方李莉会长为核心的资深学者的努力与推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不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会本身也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吸引了众多年轻学者参加进来，可喜可贺！鉴于学会会员大多以年轻学者为主，且多是来自艺术学的各门类学科，如何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进一步强化在人文传统视野中探讨艺术，值得大家深思。具体来说，就是掌握好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应该成为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将艺术视为文化行为和生活方式，坚持问题意识优先，注重田野调查，重视实证研究等，都是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学术研究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回想三十多年前，我和方李莉会长等一批“50后”“60后”的朋友们也还是蛮年轻的，经过努力如今在艺术人类学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相信现在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在夯实艺术学研究的基础上，吃透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立足田野来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不但同样可以取得学术研究的长足进步，也完全有理由超越“50后”“60后”的那一代学人，走出自己的学术之路！

作|者|简|介

廖明君，男，壮族，广西民族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黄冈师范学院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广西政协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曾任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主编（1995-2014），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会长、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民族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人类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主持《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出版《刘三姐歌谣·风俗歌卷》《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始祖：创世之神布洛陀》《铜鼓文化》《生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等多部著作，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

王永健，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基金会日本研究Fellowship（RJS-FW）项目资助学者，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文化遗产与景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要著作有：《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走进艺术人类学》《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合编）等。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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