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肖博文孙秋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再生产——基于手工艺类非遗保护实践的考察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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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肖博文孙秋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再生产——基于手工艺类非遗保护实践的考察研究（一）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2024-01-19 浏览量：216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推陈出新，是社会实践和文化研究的时代关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转化、接合与生成，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多层次的意义实践中走向现代传承发展的内在过程。回归意义本身，考察意义实践，将为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创新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以非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再生产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生成过程，层级化涌现和时间性汇合是其中两个关键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时间内部汇合产生的权威化话语开辟了发展空间，历史时间与日常时间的汇合塑造了不同认知类型的传承人，在特定类型传承人与受众的互动事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逐渐从具身实践中涌现。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赖以存续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新时代，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发展，成为关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议题。

非遗保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一项牵涉政府、专家、市场、传承人群等多元主体的系统性实践。既有研究从制度、组织和关系层面对如何保护非遗进行了大量探讨，主要形成三类解释路径：政府主导、市场发展和社区本位。政府主导论认为保护民族文化传统对于民族国家建设至关重要，政府理应是保护非遗的主导力量。一方面，政府在行政建制、公共财政、法律法规等层面加大非遗保护力度，力图对非遗实施“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活性保护”。[1]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将非遗保护纳入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发展战略，为传承人群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潜在资源。[2]实证研究表明，除文化部门的专项资源外，县域非遗保护还能借助商务局、科技局等其他政府部门的资源。[3]这一解释路径主张非遗是一项文化治理的实务，非遗保护在应然和实然层面都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制度基础。

市场发展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非遗必须通过“生产性保护”才能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所谓生产性保护，是指通过市场产业化的组织运作发展非遗产业，让非遗重回日常生活的保护途径。[4]对于表现为实体物的非遗，可利用其文化元素创造、制作和营销文创产品；对于表现为行动展演的非遗，有效保护途径是借助以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产业。一些经验研究发现，传承人借助非遗的市场化获得了更多机会，在维持生计的同时能够实现自我赋能。[5]这一解释路径关注的是非遗潜在的经济价值，并强调合理借助外部资本力量进行产业组织运作，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社区本位论认为活态性是非遗最重要的特质，非遗的活态传承既离不开具体的传承人群，更有赖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经济状况。[6]在这一解释路径看来，政府主导和市场开发的非遗保护容易忽视社区参与的能动性，规训传承人群的主体性，甚至导致社区内部的分化。[7]究其本质，非遗保护是要通过各类文化实践对传承人群赋权，重塑其文化认同与主体性。因此，社区本位论强调非遗体现的是传承人群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文化实践过程，非遗保护的核心原则应该是以社区发展为本位的“社区参与”[8]。

上述主体行动视角的研究表明，行政制度主体、产业组织主体、文化传承主体等主体的行动形塑了非遗，非遗保护是一个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然而，正如遗产研究学者史密斯所言，“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9]，是一种制造意义的过程。此外亦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行政话语、产业话语和知识话语。[10]换言之，非遗保护既是政府、企业、民众、传承人群的行动与互动，也是这些主体建构意义、表达价值、塑造认同的意义再生产过程。[11]既有研究虽揭示了非遗保护的主体行动，却疏于探究行动背后的意义。本文试图探讨意义在非遗保护中的地位以及非遗的现代意义再生产机制，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二、研究进路

对于非遗保护实践中的意义问题，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遗产研究已多有论述。批判遗产研究指出了考察遗产的关键在于意义，但是这一脉研究者从遗产政治视角给出的回答至少有两方面值得商榷：其一，非遗保护实践中的确存在不少冲突，但那并不是非遗本身所致；[12]其二，当现代社会科学已然揭示出意义是一个从内而外涌现的层次体系时[13]，主要从话语角度考察遗产之意义的批判遗产研究难免如管中窥豹。基于此，本文拟引入强调意义之层次性和生成性的意义实践视角，重新深入审视意义与非遗及其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关系。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2020年4-7月、2021年3月和7-9月笔者在重庆市所做的非遗专题调查。本文选取西江制扇技艺和东山刺绣技艺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首先，西江制扇和东山刺绣均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政策扶持、媒体推广和社会关注等方面大致相近，这便于排除由行政保护层级带来的解释干扰。其次，西江制扇目前仍在勉力图存，东山刺绣则处于转型复兴之中，二者传承发展的状况却与各自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相背离。由此，便于排除地区经济社会条件带来的解释干扰。在调查中，笔者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深度访谈的方法，访谈了西江制扇艺人8名、东山刺绣艺人9名，两地相关政府干部各6名和7名。此外，笔者还收集了两地有关非遗的地方史志、申报文本、政策文件等资料若干。依循学术规范，本文所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作匿名处理。

三、从式微到复兴：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的经验样态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近代以来开启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漫长转型历程，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赖以存续的社会需求、传承机制、集体认知等均发生了根本性变迁。[14]在此背景下，虽然部分植根于传统日常生活的传统文化处于式微或濒危之中，但近年来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却以“遗产”之名日益复兴并融入现代生活。

（一）淡出日常生活：传统手工艺式微的经验图景

在以机械化大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业肇兴以前，人们通过制陶、铸铁、木作、织染等各类手工技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生产大量实用器物以满足主要的社会需求。随着现代大工业浪潮袭来，标准化工业品逐渐取代手工制品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以个体家庭、地方社区或手工工厂为载体的传统手工艺随之趋于式微。

制扇最迟于1842年在西江县形成了专业化生产。1949年后，西江制扇进一步成立了国营手工厂，主要制作价廉物美的纳凉纸折扇，一百多道工序传统上全由制扇艺人手工完成。自20世纪50年代成立国营西江折扇厂起，西江折扇的生产规模和从业人数总体上逐年提升，到20世纪80年代西江县年产折扇超过200万把，约有300多人专以制扇为生，其传承以厂内师带徒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风扇进入家电市场，西江折扇销量锐减。21世纪初，一方面空调逐渐普及，另一方面江浙的廉价机制折扇抢占全国各地市场，这些因素导致西江制扇的社会需求急剧缩减，如2000年至2005年西江县折扇年均产量仅45.5万把。与此同时，西江制扇艺人大幅减少，即便是老艺人也不愿让后辈接班。最终，折扇厂于2010年正式破产清算。彼时，西江全县仅有13户个体扇庄以销售纸扇和舞蹈扇勉强维持，全县制扇艺人已不足百人。

东山刺绣以挑花技艺为核心，起源于“补丁”（即妇女用针线加固日常服饰的肩、肘、膝、臀等易磨损部位）。在补丁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用于美化装饰的刺绣技法，并广泛见于日常家纺和服装。此外，东山刺绣也常用于嫁衣，具有较丰富的社会意义。传统上，东山刺绣以家庭和社区的方式传承，虽未形成西江制扇那样的专业化传承实践，但东山妇女自幼随长辈学习缝织刺绣，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自己刺绣。改革开放后，家纺服装行业普及机械化流水线生产方式，廉价的现代纺服工业制成品取代本土手工挑花制品，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绝对主流。同时，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扩张，东山县大量劳动力流向中东部地区。这些导致到21世纪初，东山刺绣的传承实践几乎只限于个别爱好者和部分有闲的家庭妇女。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经济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形态、家庭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变迁，传统手工艺无论专业化程度如何高、社会需求如何广泛、传承基础如何坚实，最终都难免走向式微。据调查，这一现象在全国各地也普遍存在。[15]

（二）图存与复兴：手工艺类非遗的差异化实践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度式微的传统手工艺迎来转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让以日常生产生活为基础的传统手工艺成为具有公共文化认同和审美意涵的遗产。不过，传统手工艺在“遗产热”时代却呈现出差异化的演变方向：一些传统手工艺没有因跻身遗产而大放异彩，另一些传统手工艺却随时代潮流走向复兴。

西江制扇在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此后，西江制扇一方面收获了更多的媒体报道和社会知名度，另一方面开始转型制作销售附加值更高的工艺扇。然而总体上看，西江制扇的传承发展状况并未明显改善。其一，社会需求方面。西江制扇从生产六、七元一把的大众纸扇转向几百元一把的工艺扇。目前，西江县仅存9户个体扇庄，工艺扇产量最高的X记扇庄全年生产约1万把。据统计，西江全县2020年折扇总产值3000万元。其二，传承基础方面。目前西江全县制扇艺人仅30余人，且没有35岁以下的青年进入制扇业。甚至，即便是销量靠前、出身世家的两家扇庄老板，也均打算适时退出制扇业。其三，认知评价方面。虽然制扇艺人明确感受到自身社会声誉的提高，但面对产业规模和传承发展的窘境，他们仍不希望子女从事制扇。总之，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西江制扇显然处于勉力图存的状态。

东山刺绣在2011年和2021年先后成为省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山刺绣艺人借助非遗热潮和产业运作，让刺绣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其一，社会需求方面。东山刺绣从装饰家纺服装转向了制作文创产品，比如鞋垫、摆件、团扇、提包、挂画、旗袍等，价格从几十元至上千元不等。2010年前后东山刺绣开始向专业化发展，2013年第一家专门企业Y刺绣公司成立时年销售额才50万元，到2019年销售额便已超过800万元。其二，传承基础方面。目前东山刺绣依靠“公司+农户”的方式传承。Y刺绣公司一方面在东山本地招募了70名全职刺绣艺人，另一方面还通过建立非遗扶贫工坊的方式培训了280余名兼职刺绣学员。其三，认知评价方面。虽然目前东山刺绣艺人数量远不及历史规模，但随着东山刺绣在文化产业方面大力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村劳动力开始学习和从事刺绣，这些新的传承人不仅能依靠刺绣谋生，而且乐于对外宣传刺绣的价值。

作者简介

肖博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孙秋云，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乡文化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杂志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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