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张德胜张晓霞苗海青：乡村建设中“设计植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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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张德胜张晓霞苗海青：乡村建设中“设计植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2023-07-06 浏览量：233

“设计植入”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思路和实践途径。“设计植入”的关键不是关注以设计作为产品输出的方法，而是讨论设计植入这一行为在乡村振兴宏大伟业中发挥实体作用的可能性，且通过明确乡村与设计的主客体地位，将文化培育为基础的设计思维进行乡土化情节建构，最终体现的是内生与植入的融合性文化概念。在设计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探讨、发掘“设计植入”过程中的话语体系和乡村文化的框架结构，初步形成了“生态化乡村设计”的工作理念，为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设计植入”从20世纪开始兴起。1964年，Ken Garland提出了“重中之重”设计宣言，将目光聚焦在当时广告设计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上。2007年，Valerie Casey发起“设计师宣言”项目，将设计师、教育工作者以及企业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围绕设计环境的可持续性进行讨论和规范。2009年，David Berman鼓励平面设计师承诺将10%的工作时间用于“做改变世界的好设计”。2017年全国设计教育学术研讨会将“设计介入精准扶贫”作为会议的主题，也成为设计学界首次较正式地聚焦于“贫困问题”的学术型会议。[邵陆芸．穷人没有设计?［J］．美术观察,2018(6)：28-29.]“看见大山”项目[郑丽虹．从“设计扶贫”到“乡土设计”——艺术乡建中的主客关联与融合创新［J］．民族艺术，2021(5)：26-35.]通过设计扶贫开始反思设计话语权问题，“乡土”根性、乡土体认等关键词的提出反映了对跨区域文化下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继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又该怎样继续前行？[央视新闻客户端.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EB/OL］.(2021-02-26)［2022-05-22］.]2022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设计下乡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设计下乡从政府层面到基层得到重视，让设计逐渐走上了乡建之路。那么，设计思维与设计实践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战略转移中，我院在组织乡村扶贫项目成果总结与反思时深刻发现在实现乡村自我造血能力方面的努力仍有遗憾。尤其是随着设计团队的撤离，设计思维的主体地位逐渐在乡村环境中重新被剥离出来，乡村主体与帮扶团队在思维与认知上的差异也意味着主客体之间的交流衔接依然具有矛盾关系。实现“设计植入”的前提是重新明确设计思维在乡村建设中的伦理站位，并以此激发乡村个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的意识，这是推动个体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环节。

一、“设计植入”在乡村建设中的伦理认同

建构完整的乡村设计伦理框架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需要。“设计植入”需要明确在乡村建设中的伦理认同。

“设计植入”的基础是自我价值的认同。设计是通过造物行为实现价值输出并获得回报的经济活动，它并非纯粹的公益或利他主义，而是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实践探索。现代设计发展历程中，人们正在日益强调关怀贫困民众的发展。“为贫困民众而设计”自然被理解为现代设计的责任和使命，是附着伦理色彩的“善行”。[韩超，邵陆芸.“为贫困民众而设计”的伦理考量［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2)：98-102.]不少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期望为劳苦大众提供基本设计服务，[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08.]勒·柯布西耶也针对穷苦、诚实的人能享有美好的住宅生活而进行体系探索。[李立新.设计价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138.]设计师承担或接受向90%的人进行设计的工作并不影响对设计道德阶级性的判断，因为设计的最终享有者只能通过市场行为得以实现。美国著名评论家罗伯特·修斯直指“穷人没有设计”的目标关键词不是“人”而是 “穷”。表面看，设计的服务对象似乎出现了跨阶层转换，开始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Alice Rawsthorn，[邓喆倩.为90％最贫穷的人设计［J］．英语文摘,2007(7):57-60.]向90%的多数人转移。事实上，90%的多数人并不是设计产品的直接受用者，设计行为的服务对象依然是10%的人。Renata M. Leito提出的“社会设计”，明确指出其与“福利项目”的差异，并认为社会设计的本质是一种合作关系。专业介入对需求的定义属于强迫的文化同化行为，[Alkire, Sabina. 2009. “Concepts and Measures of Agency.” In Arguments for a Better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martya Sen. Volume I: Ethics,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edited by K. Basu and R. Kanbur, 455–47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所以为避免这一问题，设计行为只是通过创新设计思维方式协同帮扶乡村人口自主开拓营收的道路，而帮扶对象理应作为设计的参与者、设计思维的受益者甚至是设计行为的主体，而非使用者或者被称为“援助接受者”。[Lesley-Ann Noel:Designing New Futures for Design Education［J］．Design and Culture, Volume 14, 2022 - (3):p277-291.]从广义上来说，市场才是设计行为的直接服务对象。“帮扶”将设计行为置于乡村建设的伦理框架之外。实现设计思维在乡村建设中的伦理认同，则需要建构一个新的程序，从而解除设计“异乡人”身份的标签。“设计植入”乡村振兴之路就是从协同帮扶到实现自主创新与发展的转型之路。

“设计植入”的前提是建立设计引入的机制。当代设计往往被冠之以都市身份，与乡村之间缺乏必要的话语关系。原因在于，设计在我国的发展与传统的民间工艺或民间艺术存在代沟。现代设计关注的内容和生存的环境受到文化、区域、阶级及民族的局限，故而“设计植入”问题也是对文化二元关系处理的问题。Serumaga-Musisi在面对非洲设计教育问题时，认为当地文化在设计行为中并未得到关注。《设计的观念》中也提到，程（Cheng）深入细致地考察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设计原则，并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应该对各种艺术门类通用的形式法则进行深入而又广泛的论证，对于说明设计原则与方法在不同文化氛围中进行移植转嫁时会面临哪些危险，又会发生哪些变化提供了有效的实例说明。[维克多·马格林.设计的观念［M］．张黎,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15.]从经济发展上来说，设计的引入对于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产业结构的差异注定城乡之间会存在文化冲突。一旦设计在城市中打开局面就被定义为与乡村文化格格不入的二元属性。等到设计在一个圈层中有所发展，然后开始思考介入到另一个圈层开展反哺工作的时候，设计的姿态已然发生了变化。自我认同感将设计的形象锁定在城市实体的框架中以明确其社会价值，并形成稳定的行为秩序、话语体系。如果将设计视为“原子式”个体，那么，城市文化是首先介入到以设计需求为核心的圈际关系中的文化框架，并为之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设计个体在当前的圈际中形成的实体属性就越来越明确、牢固，设计话语体系会具有明显的“方言式”特征。“设计植入”其实属于设计个体在环境上的迁移。一个与城市结构和话语体系具有巨大反差的生存空间首先带给设计的是巨大的生存困境。一边是自我的迷失而带来的无助感、空虚感、缺乏目的、甚至失去自尊等感觉，但另一边的“框架维度”（乡村语境中）又为个体拥有“他我”的二重身份提供了方向。

设计扶贫伊始，设计实践就以乡土文化为题材展开了设计介入乡村环境的探索。不可否认的是，设计师在设计扶贫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设计乡土化进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问题是，设计个体尚未真正地融入乡土文化之中，附着文化“异乡人”的身份就很难在多元文化的矛盾中得到彻底的释放。“设计植入”要摆脱区域身份认知的束缚就要重新建构自我认同的框架体系。初期，设计扶贫的“赋能”目标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思路上体现在协同帮助“传统产业/传统手工艺更好地适应现代审美和市场”。设计作为能量的输送者，具有较高的决策地位，而乡村产业则被定格在落后和受助的角色中。相较而言，笼罩在“贫困”一词之下的乡村发展，其文化生态性具有更为纯粹的特征和极强的可塑性。但也需注意，乡村民俗传统是世代累积下来的思想与生存惯习……有自己的肌理、形态布局，[萧放.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0(5):28-36.]作为主体的乡村产业独立且牢固的文化圈层，往往具有保守或顽固的属性。[赵建华,赵建永.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的先期探索［J］．东岳论丛,2010(6):79-82.]如果一概而论地视之为“贫”，那么就忽略了乡村建设的原始基础。所谓的“贫”，是缺乏当代文明的先进性和社会生活的富足感，而文化是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实体。乡村的文化属性仍然具有最坚实和纯粹的积淀。从这个意义上讲，才能基本明确乡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也基本厘清了“设计植入”在二元文化的矛盾与对话中实现融合的困境。

站在乡村建设的角度来看，当代设计文化属于小圈层范畴的外来文化。文化移植是指一种文化进入另一文化环境中的成长过程, 亦即不同类型文化遭遇后所出现的情形。[赵建华,赵建永.外来文化中国化规律的先期探索［J］．东岳论丛,2010(6):79-82.]设计文化若要在乡村建设中持续发挥作用，同样也面临着适者生存的问题。首先必须找到能与本土文化相合之处，并为适应本土文化而有所改变。不可否认的是乡村建设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潜在性的困难，这一点又恰恰为设计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空间。以上讨论了设计应该在姿态上重新站位，除此之外，我们同样需要思考：重新建构了设计框架的乡土设计能够在乡村建设中做什么？当代设计的本质特征是思维的创新，这不仅是在突出产品创新力还应该通过设计行为开拓需求空间。“设计植入”的优势即是以思维创新实现乡村圈际内外的联动性。可见，设计面临的并非思维上的巨大转折，而是在乡村文化土壤中找到以实体身份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

在差异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上，本土文化占有着绝对的主导性。“设计植入”也意味着设计文化是作为客体出现，所以无须担心本土文化因为“设计植入”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或消失。相反，设计思维对本土文化会起到修整和扬弃的作用。黑格尔说：“在语言中扬弃有双重意义, 既谓之保存、保持, 又意为停止或终结。保存含否定之意, 要保持某物,就须去掉它的直接性,从而去掉它受外来影响的实有。所以被扬弃也就是被保存的,虽然失去了直接性,但并未化为无。”[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6:98.]“设计植入”首先带动的是思维的转变和产业的转型，以传统手工艺为例，设计标准化的介入使得手工艺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得到很大的转变，并通过扬弃推动传统手工艺向前发展，通过流射而被产生出来[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36.]的结果是具有乡土文化普遍性的存在。传统手工艺被剥离和升华为文化概念则是物的具体概念，最终以具体概念中实体的物得以呈现。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明确作为主体的乡村文化是乡村建设的基础，也是“设计植入”得以发挥优势的倚靠。同时设计作为个体的实体存在在造物过程中体现着绝对的优势，且不限于造物行为本身，而通过造物过程激升的市场对造物的需求才是维持乡村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能力。

二、乡村文化在设计实践探索中的伦理认同

“设计植入”乡村建设的方向表征是新的文化实体的发展路径。经济、制度等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因素所积累的成果最终都以文化形态的方式充盈乡村发展的实体结构。在以原始文化积淀为基础的乡村语境中，“设计植入”将推进乡村文化的变迁，这一过程表现为乡村从独立实体向融合实体的转型过程。乡村文化是发展变化中的实体存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原始物态也在经历由实用向符号化的转化，并通过物的产出丰富实体的文化深度，最终内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

深处乡村文化环境中的设计实践探索，首先就要求对乡村历史文化进行必要性的认知与梳理。我们对“设计植入”的期许应是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型乡村文化体系。虽然原始乡村文化的纯粹性是我们进行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但在封建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乡村文化的实体框架并不完整，原因在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多元文化的入侵赵旭东在《文化互惠与遗产观念》（《民族艺术》2019年第2期）中提到文化之间的互惠问题：“基于一种人群间的互惠关系的构建，人们彼此之间也便有了一种密切的往来，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相互便有了割舍不断的文化上的联结，一种有似礼物关系的朝贡贸易使得此种关系被不断地固化下来。”这里的文化入侵问题是强势文化推行“文化霸权”，进而输出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进行文化殖民，与弱势民族文化的发展发生冲突。[参见鲁春晓.文化入侵背景下我国“文化例外”原则实践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71.]所导致的沉寂多年的自我文化变迁史上出现了杂糅与异化现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原始文化信息的传承过程必然也存在部分被终止而造成文化信息的遗失、修改、抛弃等问题，乡村的脆弱体质开始暴露出来，自然也就使得自身具有明显特征性的文化成就在保护上存在缺漏，文化的实体价值仅以形式得以保持，或以观念得以传承。例如，雷山县新寨是短裙苗族主要聚居地，然而时兴穿短裙的原因却无从考证，留给后人的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又如巫溪大宁河刺绣中的嫁花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该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但当地人借嫁花纹样表达对幸福婚姻、家庭和睦等的期盼一直不变。也正因为这一点让该地具有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立文化圈层。基于此，乡村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文化认同的基点也应回归到原始性和历史性的问题上来。再以方言为例，作为汉语在具体区域的存在形式，对于本地人而言，认同感不言而喻，[钱曾怡.汉语官话方言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0:191.]这正是在乡村建设中保持原始文化的生态活性及增强文化框架的基础。

乡村建设在设计实践中的伦理关系是变化发展的，对乡村文化的伦理认同应建立在内外对话与融合的基础上。从空间关系上，我们应该注意乡村文化与外部文化形成主客体关系。一个圈层的发展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自我建构，外部影响有时反而为自我建构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指引，尤其是两者之间产生的不平衡性让乡村发展成为必然。全面脱贫为百姓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乡村内部的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以交通为例，百姓出行方式从以往的步行发展到私家车的普及。此外，山路设计更为合理，在方便通车的同时又不断完善安全保障问题的思考。然而，乡村产业梯队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内部结构相对稳固，这就意味着虽然基本生活条件提升了，但自我造血的能力和创业意识尚有待提升。所以乡村结构是呈现纵向提升横向稳固的态势，这其中也反映了乡村内部的自我认知缺漏的问题，即普通百姓对作为个体的实体地位认同性不足，生态语境中的地位不高，创新实践的积极性就自然不强。从时间关系上，我们也应看到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的一系列问题。因为经济受限，年轻人多走出大山，或求学或择业，而老人和少数年轻人留守当地。近几年，伴随着脱贫攻坚，“绿领”频繁出现，大学生毕业转向反哺农村，成为乡村发展的主要力量。[张琦.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互促互进［J］.国家治理,2021(16):3-7.]带有浓烈异乡感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上与本土的原始发展观念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代沟。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认识[邓文杰，潘天波.工匠文化变迁中的“同代代沟”［J］.民族艺术,2019(6):76-83.]上的代沟对乡村群体进行了深层次的划分。“新农人”用新知求解乡村振兴新路，新的人才队伍回到乡村语境下，就自然重构了主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为维持这一关系而形成的道德体系上的变化。

乡村作为文化实体对新事物具有很好的接纳性和包容性，那么对应设计模式而进行的自我结构的调整成为“设计植入”的重要保证。亚里士多德认为，良好的道德品性是接触、学习新事物的前提。因为，人对一件事情性质的感觉本身就可被理解为是一个始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10.]即便设计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融合形态尚未形成，但不可否认乡村发展即是其追求幸福的过程，设计扶贫的优势在乡村脱贫攻坚阶段已得以显现，并通过实在的利益获得表明乡村建设对设计文化的接纳实则是创造幸福的过程。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我们将设计的使命定义为：设计具有合德性，那么这个行为（活动）就具有了最持久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28.]且可以冠以高级的头衔。乡村建设也就自然具备了对“设计植入”的接纳态度和包容心理，乡村文化的高贵与和善继而也得到推崇。所以在探讨乡村建设的话题时，“设计植入”等都应归为是在突出对幸福感的追求上的共性，在乡村文化中开拓自我谋生和协同共生的空间，将乡村“‘适应’现代审美和市场”转变为乡村“自我‘创造’价值和 ‘开拓’市场”的基本思考上来。

基于以上讨论，以“设计植入”为线索的伦理关系形成的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在整个乡村产业中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框架模式和实施语境。首先，新的成员身份得以确立。在设计实践中自然形成了设计行为的基本模式，其结构大概包含：设计参与者（思维主导与技艺主导）、设计需求者及市场反馈（需求导向）等内容。囊括在乡村建设问题中并以设计需求为出发点的多方行为人不再是传统手工作坊和自给自足的门面，而是对应设计角色形成的以思维创新为核心带动乡村发展的设计者。其次，新的组织模式得以明确。“设计植入”乡村建设既是由扶贫攻坚到全面振兴之路的转移，也是从接受帮扶到自我创新的振兴之路。乡村内部形成完整的组织框架以及激发出设计内生力，从而影响了社会分工上的变化，比如，艺术与技术的分离、生产与销售的分离、管理与产出的分离、行业与行业的融合、协同与创新的融合、数据与实体的融合等，这就意味着乡村结构从“多个家庭平行完成相同的工作”转变为“同一个工作由多个家庭协同完成”。最后，乡村建设发展方向逐步清晰。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发布。《意见》中提到“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说明在强调乡村振兴中内因的主体作用的同时体现了主体文化、主体语境在乡村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强调乡村振兴应围绕着自身特色及发展规律开展工作。“设计植入”乡村建设应在深入挖掘乡土特色的基础上实现特色乡村潜在的设计趣味性和特色产品市场力。

三、“设计植入”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乡村振兴是系统性工程，以设计介入乡村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以助力乡村振兴，不能单向度地考虑问题，而是以系统观念进行整体把握，探索不同的介入方法与模式。[李倩.乡村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 ——基于设计视角的创新思考［J］.文化遗产,2021(4):144-151.]从目前笔者团队实践活动及其他乡村振兴项目中可以总结出实践经验，从而深入研讨“设计植入”的具体方案和路径，如建立文化认知与文化认同、模拟协同模式形成乡村自我发展路径、开展设计反思和乡村建设再假设等。

文化梳理与设计实践探索是走进乡村的首要工作。设计与乡土文化的交流是融合、共生的基础。我院范伟焱老师团队在贵渝开展的“看见大山”系列扶贫工作倡导以尊重为基础，以文化调研为路径，为“设计植入”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2021年，笔者团队与宁绣艺人开展交流学习，沟通嫁花技艺、图像设计方法、文化传承可行性以及纹样的符号表征性、演变路径和再创作。交流发现，传统嫁花纹样已然从纯粹的实用功能向符号化的属性变迁，人们对嫁花符号的认同感反映出了当地潜在性的文化语境。推而广之，以上经验让团队意识到从符号中实现

尊重图像构成秩序和延续性，设计行为在区域文化中获得了基本的认同感，避免了设计“异乡人”身份的基础阻力。Rudolf Arnheim指出，“制造艺术性的形象或其他什么性质的形象，绝非由表象而生的视觉投射（optical projection），而是由此得到的一个对应物，这是特殊媒介所具有的特性所赋予的，也是透过视觉对象可以观察得到的。”[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635.]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介于作品与自然或社会物象之间的过程是人对观察事物所得到的信息的分析和加工的过程；二是艺术或其他作品与自然或社会物象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三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性决定了作品中展现的内容。区域图像虽然不具有直接的表意特征，但这种基于“像似性”所营造的艺术语境必定属于创作者受生存环境干预的结果，那么，其中流露出的文化认同也就不言而喻。通过图像分析可以了解到当地百姓在社群圈层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链，而依据图像元素对社会形态、自然物象相似性表征以及元素组合秩序的分析，基本可以归纳出图像对区域文化表达的思路。比如，村民对天与地的关系认知，对男人与女人的嫁娶认知，对富人与穷人的阶层认知及对现实与理想的转化认知等。巫溪乡村建设实践中，嫁花纹样所表述的内容具有了社群人文的普遍性，表现出强大的文化存储与传递的功能，如《凤追凤》中蕴含着传统的民俗婚嫁观念，《金鸡转斗》表达的是当地对天象的动态认知等。

建立协同模式探索创新路径，不仅保证了校地合作的顺利开展，也为乡村自我发展提供经验。首先，寻找或建立以设计为核心的供需关系链。借助当地民俗活动对设计产品的需求，邀请需求方参与到设计行为中，建立基本的供需关系。同时，构建双方对话机制，鼓励需求方提供个体需求的详细资料，从市场源头把握设计产出可行性，甚至开展对基本需求和未来潜在需求的分析探索。其次，建立本土设计团队，成员包含了手艺人、传承人及少数高校设计师，突出手艺人设计主体身份，并通过设计道德标准维持团队成员在设计讨论、分工合作等方面的协同关系。Renata M. Leito将当地手艺人比作非正式“设计师”，并指出忽视他们专业知识和创新的趋势的现实问题，[Enata M. Leito. From Needs to Desire: Pluriversal Design as a Desire-Based Design［J］.Design and Culture，Volume 14, 2022-Issue 3:255-276.]因为主体错置会直接将设计行为定格为一次“社区参与过程 ”而非真正的“社区工作”。张道一先生认为，古代造物的真正创造者是从事手工劳作的劳动者。[张道一.造物的艺术论［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89:30．]忽视手艺人的主体地位的直接结果是区域设计文化及历史等被忽略。[Lesley-Ann Noel. Designing New Futures for Design Education［J］.Design and Culture, Volume 14, 2022 - Issue 3:277-291.]手艺人是最能将普通民众的物质、精神生活及造物观念融入其中的，且从纹样中也能充分反映出民众勤勉朴质和积极创造的生活态度。[崔荣荣，陈宏蕊，王志成.传统灰缬蓝印的工艺及其造物思想考析［J］.丝绸,2020,57(1):81-86.]高校设计师的协同性工作体现在设计思维以及专业技能可以为产品开发提供技术和理论支持，以及组织“设计植入”中可能出现或导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最后，重构乡村团队的基础结构。“设计植入”在主体成员中形成更加精细的分工，尤其是设计思维的介入导致手艺人不得不考虑工艺传承、思维输出及市场开拓等诸多问题。如巫溪嫁花非遗团队通过组建传习基地将工作重心进行了初步规划，即以唐瑛老师等为主体的工艺组、唐丽娟老师为主体的市场推广组以及李小秋等年轻群体组成的设计组等。

开展实践反思和后“设计植入”乡村建设的再假设。首先，牢固的自我供需链难免对设计行为有所疑虑，而打破产品升级的设计表象功能，探索需求型设计模式成为塑造设计身份的关键。设计思维在乡村建设中的弱势存在感决定了对需求设计的思考，也是设计走出“异乡人”身份的重要方式，乡村建设中新型设计产出关系的建立可以将设计思维主动的介入到乡村建设过程中，进而为探讨共生关系的建构提供基础。其次，走出去是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外需又可能暂时性让设计陷于帮扶身份的处境。此外，外需设计已然明确乡土文化的当代话语体系是以建立多元文化下的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实现外需实际上就已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对话关系，外部市场对乡村产物是否具有足够的认同性，还是出于好奇、新鲜而建立的短暂性消费冲动？乡村产品是否在思考并落实对外部需求的对应性供应关系，是否会对自身的行为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此时设计思维的重要性也得到彰显，乡土文化形态也在区域对话中实现发展。最后，“设计植入”模式与路径的未来化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8.]在设计实践行为中，每一要素都是变量，都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新的表征和诉求，那么设计思维如何能根植于乡村，如何能真正成为引领乡土时尚、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作用，依然需要开展长期实践和探讨。如巫溪嫁花纹样的设计开发该如何继续开展？又会经历何种考验？嫁花纹样的未来化发展方向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设计范畴中展开思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J］.求是,2019(8):4-8.]这是设计者的使命和担当。

结语

“设计植入”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在乡土文化中培育设计创新思维，通过实现商品属性综合非遗保护、乡土文化、乡村振兴等不同的话语体系。[赵元昊.话语场中的民间艺术:作为商品的泥泥狗在不同语境中的社会生命［J］.民族艺术,2019(6):59-70.]实践经验发现，实现内生才能摆脱“异乡人”的尴尬处境。当设计行为为原初的社会关系建立起相应的道德框架并让设计行为具有了乡村建设行为中的普遍性意义，就意味着设计思维具有了乡土文化的基本属性。当然，这一过程也具有持续性和持久性，“拿来主义”或“强制嵌入”会导致设计思维被误解为“黑户口”的文化，不仅得不到共同体圈层的认可，更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传承。[赵旭东.文化互惠与遗产观念——回到一种人群互动与自主的文化遗产观［J］.民族艺术,2019(2):12-24.]

以“创新思维”为核心的设计实践表明了设计思维的个体主导性和话语权。这与处理设计思维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客主体伦理关系不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行为特征。设计者应该在设计行为中发挥思维优越性，甚至意识到设计植入的文化自主性和自觉性。需指出的是，设计行为不是借“非遗”“文化”彰显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能力，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思维在“新”环境中建立理论认知与实践行为的时空框架，培育现代社会文明的强大生命体。

(责任编辑苏青

作者简介：张德胜，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晓霞，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苗海青（通信作者），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高级实验师。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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