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苏梦熙，田维玉：基于“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下的乡村公共审美空间逻辑与机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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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苏梦熙，田维玉：基于“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下的乡村公共审美空间逻辑与机制（二）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2023-04-18 浏览量：261

三、艺术介入乡村实践的三种机制

虽然谈及“构建”，但我们也看到，乡村人对于乡村天然有一种感情联结而并非理性剖析，“都市人各不相关，易引起狭小自私的观念，乡村则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8]。其实，无论是居住在乡村的人们还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对乡村都有着一种本质的热爱，这一热爱就是被称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所指。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人、也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段义孚指出，恋地情结是对环境的一种精微的感知，然而“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9]在构建乡村公共审美空间中，恋地情结中最重要的元素首先就体现为恋家；其次就是对于自然的审美之爱，最后还有对整个城乡和谐大环境的向往。我们依据此三个特点，将近十年来众多的艺术介入乡村实践的机制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坚持重铸家园审美意识

对于乡村公共审美空间怀旧因素的挖掘，也就是以“家”为中心的公共审美空间的构建。我们常常听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一说辞是有其原因的。当下在中国乡村公共审美空间的构建中，要遵循中国人文化的特点，这与西方人对待公共空间的理性精神不同，中国人对待公共空间的态度是饱含感情的。因此，在近年来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搭建起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按照法国现象学家巴什拉的说法，家宅是人类最初的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因为从现象学来说，家就是形象起源的居住空间，也是保护着自我的非我[10]。在家这个空间中，人们投注所有的想象和愿望，正是这些想象帮助了我们去实现一个更好的公共审美空间。

在近十年的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中，许多艺术家都选择了自己的家乡作为项目开展基地，甚至一些艺术家作为村民还被选举成为村干部，如艺术家靳勒[11]在自己家乡甘肃秦安县石节子村被公选为村主任，在村民的支持下成立了石节子美术馆（将整个村庄作为美术馆的创意）并开展了电影节、展览等各种文化艺术活动。2015年，石节子村邀请了25位艺术家与25位村民共同开展介入性艺术实践，由一位艺术家与一位村民组成团队，这25个团队不仅创作出了许多装置作品，还实质上改造了公共空间，如安装路灯、修建广场、建造家庭旅馆、以村民为主体的艺术基地等等。在台湾地区的窝村也有类似的案例，与普通乡村不同，这是一个由24户中产人士组成的聚落，但同时又是一个村庄，以古今建筑理念相融，按二十四节气来设计独栋住房，村庄里有环村步道、村民会馆、聚会的空地与厨房等公共空间。这当中有许多巧思，诸如设计回收雨水浇灌植物的水渠、方便植草的固绿格等，将整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内部也变得绿意盎然。在这里的村民们关系融洽，经常一起聚餐、欣赏即兴演出、庆祝重要节日等，都是志趣相投的好友或亲戚居住在一起，实现了以家为中心的公共审美空间呈现。

（二）积极打造生态文化场域

当下的乡村建设与生态保护息息相关。毫无疑问，建设乡村公共审美空间是为了更好地回归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场域，体现在当代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中主要是公共审美空间对生态文化场域的应用。当代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指出，介入环境的参与模式突出拥有两个要素：第一，它认可外部因素影响感知者，并对感知者做出回应的方式；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惠的交流会产生单一的经验场，也就是说，感知者与环境始终是处于同一个连续的媒介之中[12]，这表明开展艺术介入乡村实践时要始终以本地自然场域为基底。例如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举办竹建筑双年展的传统[13]，宝溪乡漫山遍野的毛竹是丰富的物产，也是独特的建筑材料，在这里举办建筑双年展，为当地带来了一栋栋独特的艺术建筑，同时这些建筑又是酒店、厕所、图书室、公园，建筑师将竹青翠欲滴的色彩、轻盈动人的姿态、执拗不易折断的文化内涵融入了乡村公共空间构建之中。这样的空间是靠感知而不是认知去进行把握，人在当中生活不是与自然隔绝而是与自然共生。

可以说，在公共空间中，自然所起到的就是制造“气氛”的作用。因此，要完成公共空间的构建，就要在公共领域中还原自然的本初、给予自然更为恰当也更能为人所接受的位置，这是一个包含文化、地理、历史、感官等面向的问题[14]。同时，因为乡村文化建设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也促进了传统绿色工艺的发展，在近年许多介入性艺术实践中，在当地修建手工坊成了主流。例如建筑师为云南腾冲龙上寨修建的高黎贡山手工造纸博物馆就恢复了这里历史悠久的造纸技艺，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经济产业传承下来，还有艺术家为贵州大利侗寨当地妇女开设的侗布工作室，一方面保留了快要失传的侗布技艺，同时也帮助她们提升了经济水平，各地逐渐兴起的非遗技艺传承与保护项目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是分不开的。

（三）切实加强乡村生活实践

要将建设乡村公共审美空间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并不能单单靠城市帮助乡村文化“脱贫”。在前两个机制的基础上，要求我们的介入性实践将恋地情结具体实现为一种面向乡村的实际生活态度，并将其最终树立为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例如，在当今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建设乡村公共审美空间为实现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的开展提供了助动力：对当下人（城市人与乡村人）来说，养老问题逐渐成为眼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相比较机构养老或子女养老，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更愿意在乡村进行养老，将乡村尤其是自己的故乡看作为人生旅途的最后归宿，这就提升了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中稳步开展农村互助型养老的模式，前文所说的聚落就是都市人未来养老互助的途径之一。

此外，城乡一体化文化建设还体现在当下年轻人对于乡村的生活态度之中，关于年轻人逃离大城市回归田园生活的新闻已常见不鲜，杭州临安区太阳镇的介入性实践典范就是年轻人所回归乡野生活而组织的“太阳公社”[15]，他们首先改建的不是礼堂、戏台，而是猪圈、鸡舍、试验田，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生态农场、自然学校，实现绿色农业运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类似“太阳公社”的绿色农业创业项目不断增多，伴随着直播卖货等销售方式的出现，已经吸引了不少外地打工的年轻人返乡，对于当下“内卷”的城市生活起到了缓解作用，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就业前景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时，政府也加大了投资力度，项目通过网上社区对接城市学校，开展乡村夏令营活动，城乡交流的纽带通过农业销售、文化沟通等变得更加牢固。

四、构建乡村公共审美空间的困难与解决路径

当下的乡村社会是复杂的，每个村庄的问题各不相同，公共审美空间建设特点也都各异。通过近十年的艺术介入乡村实践案例研究，我们了解到项目要想真正落实，常常需要一村一议，过程是极不容易的。事实上，在推行乡村公共审美空间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顿与疑难，建设者所面临的问题中，最严重的就是乡村文化根基的缺失和缺乏科学性规划的实施这两大困难。

当下乡村文化根基的缺失现象。在过去整个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乡村文化曾遭到了重大的冲击，价值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拜物教、金钱主义至上的潮流席卷了中国乡村，货币重新制造了乡村中的等级与秩序。从审美角度上来看，经济的变化祛除了对原有农业审美的喜爱，导致了乡村本土文化建设的倒退，“绝大多数农民虽然能满足温饱的基本欲望，却从根本上被决定了不可能十分富裕，达到满足引领潮流者所制定、宣扬的欲望标准的要求。”[16]由此也为农民带来了新的压力，产生了不健康的乡村审美风尚攀比。

当消费潮流裹挟着审美进入乡村时，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审美现状，从自己院落的修饰到对整个村庄公共空间的改造，都缺乏健康的审美文化的引导，尤其对于被开发为旅游度假区的乡村来说，为了更好地提升经济效益，许多自然风景被毁坏，也破坏了人们原初的“恋地情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如此，对于“不赚钱”的空间改造项目，村民极少配合。此外，当下的农村人不再是像过去一样，时刻关注自己的农业实践与村庄环境，现在大都“半工半农”，甚至有许多年轻人早已在城里定居，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许多艺术介入乡村实践虽然是由许多从村里走出去的有想法的年轻人所集结开展的，可一旦项目结束或因某种原因而终止后，建设者又会立即退出对乡村公共审美空间的构建。

归根结底，在当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中，最大的困难还是不具备以科学规划为导向性的建设方案，这导致了政策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均衡。当下国家深切盼望乡村“重生”，为乡村建设投入巨大资金与人力支持，尤其对于高校或公共艺术服务机构所组建的团队十分看重。但是从近十年以来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来看，部分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两张皮”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主要还是由于当下在规划乡村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科学化的路径，要么是专业建设者没有深入到当地村庄中进行调访与考察，只靠理论来进行规划，或者是抽象地进行布置；要么是专业建设者虽然有良好的科学发展建议，却与政府决策者之间产生了割裂，导致资金浪费严重、方案无法真正落实。所以在近十年成功的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中，大部分案例都是地方乡镇政府邀请有经验的艺术家及团队来发起的，在公共审美空间的构建上决策者与专业规划者能够很好地达成一致，外部资金也都能落实到位。但这些成功案例不过是中国广大乡村中的极少一部分，想要做到实现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同时又不过多依靠城市的力量来“文化脱贫”，还是要做到专业与政策协调，产业与文化融合。在规划乡村文化发展路径时，要把经济发展作为基石，与乡村文化建设相辅相成。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解决本地有机农业、特色手工业产业化的问题，只有吸引劳动力回乡村，乡村文化才会繁荣起来。

产业兴起之后，乡村文化想要健康发展并持续长久下去，必须投入精力到乡村教育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借助公共审美空间的构建来滋养乡村的文化生命，例如有的地区开始推行“艺术展览进乡村”“学术研讨进乡村”等活动，要想真正使这些活动达到效果，就要结合公共审美空间的构造逻辑与机制，使各个乡村新建起来的博物馆、图书馆、广场、公园都能得其所用、成其所是。乡村公共审美空间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而出现的，从个体走向他人，从小家庭走向大集体，不是靠政策强制推行的，而应该是人们自发的行动，正如德国哲学家阿伦特所说，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集会场所，因为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听的，所以公共空间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其中被他人看到或听到。“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17]现在我们理解了，真正通向乡村美好生活本质的，就是对良善知识的培育和应用。

(责任编辑尹小勇)

作者简介：苏梦熙，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0；田维玉，南充科技职业学院教师。四川南充 637002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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