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王洪伟：当代中国陶瓷创意园区的生产空间和空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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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洪伟：当代中国陶瓷创意园区的生产空间和空间生产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2023-02-05 浏览量：224

陶瓷生产有强烈的空间依赖性，一方面是原材料、水源、燃料等自然资源的空间依赖性[参见权奎山《中国古代瓷窑遗址的分布和窑场的布局》，载《说陶论瓷——权奎山陶瓷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另一方面是交通、市场等人文或社会资源的空间依赖性，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前者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后者的依赖性则越来越强。[参见权奎山《试论南方古代名窑中心区域移动》，载《说陶论瓷——权奎山陶瓷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近年来，传统的以陶瓷器物釉色、造型、生产性质、纹饰和年代等为主的线性的中国陶瓷史研究视角逐渐发生变化，尝试采用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两种视角，对古代窑业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考察古代区域瓷业起源、发展、衰落的时空过程，瓷业相关要素的空间差异及其原因，以及瓷业与区域经济、文化和区域人群的关联性，一方面选择瓷业要素进行时空分析，另一方面对各区域瓷业生产的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参见黄义军《历史瓷业地理研究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4期。]中国陶瓷史研究的“空间视角”或“空间转向”逐渐兴起。[参见王洪伟《“陶瓷文化圈”：中国陶瓷史研究“空间转向”新进展》，《民族艺术》2022年第3期。]

对陶瓷生产的地理学研究，一般侧重关注陶瓷工艺美学的宏观空间分布和流传，也关注陶瓷艺术的内在“微空间”风格及其演化——陶瓷艺术是横跨材料结构、成型工艺和烧成工艺以及造型、色彩等的综合视觉艺术。陶瓷史的这种空间转向研究常常超越一般性的“工艺分析”或“文化分析”，更广泛地发现原材料、水源、市场、交通以及生产场所结构的变化如何深刻影响着陶瓷的工艺、生产模式、艺术风格和文化风尚。随着陶瓷市场的网络虚拟化拓展，以陶艺村、陶瓷小镇为代表的当代陶瓷创意园区已非单一的陶瓷产品售卖的传统市场模式衍化，传统陶瓷艺术从外在形式、材料到场所都发生根本性背离，传统的陶瓷生产、再生产模式或机制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革。[参见黄义军《古陶瓷研究中的地理学视角》，《东南文化》2007年第4期；黄义军《地理学视野下的古代制瓷业一方水土与一方工艺》，《大众考古》2013年第6期；黄义军《历史瓷业地理研究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4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中国窑业生产空间发生了两种形态的变化：一是以现代化、机械化、工业化模式建造的集聚陶瓷工业园区，致力于追求陶瓷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二是以陶艺村、陶瓷小镇、古陶瓷遗址考古公园为代表的陶瓷创意园区，以这三种模式为特色的陶瓷创意园区，一方面较之传统陶瓷产区或陶瓷工业园区更多强调文化创意内涵，延伸陶瓷产业链，推动陶瓷文旅业兴起；另一方面，以种类繁多的“陶瓷小镇”最具代表性，强调陶瓷全产业的高度集聚，形成高度同质的陶瓷生产格局。本文尝试从陶瓷生产空间的历史演化及空间再生产，探究陶瓷创意园区的兴起对当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陶瓷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以及对于中国陶瓷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一、陶瓷生产空间的历史演化

陶瓷烧造对于陶瓷胎釉原料，加工陶瓷及便于运输的水源或水道，柴、煤等燃料资源……诸如此类的自然资源有着很强依赖性，而且越古远的陶瓷烧造，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越强。历史早期的陶瓷烧造窑场大多设在富有陶瓷原料、燃料的山区、林区，同时靠近江河而建。对陶瓷自然环境资源的强依赖性，紧紧钳制着陶瓷生产的空间分布格局。

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达，陶瓷原料、燃料的可替代性增长，陶瓷生产窑场（生产空间）形成从“上山”运动转向“下山”运动的态势，从原产地逐渐向交通便利、靠近市场需求或市场交易的集市或人口集中的城镇移动。尤其唐宋以降，随着各种层级的“御窑”“官窑”或“贡瓷”窑场的出现，陶瓷生产空间的设置对于陶瓷原料、陶瓷燃料、水路交通运输乃至市场问题的依赖逐渐减弱。其时，设置在都城或重要城镇的官窑强调集中生产、分工协作，民窑陶瓷业生产则主要以家族或家庭参与的作坊式或前店后厂模式为主。这种陶瓷生产场所“下山”向人口聚居、市场集中的城镇集中迁移的趋势长期持续。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窑业生产的现代企业形式出现，但由于长期的战乱灾荒，大多历史名窑难以为继，长江以北的钧窑、汝窑、官瓷、三彩、绞胎瓷、耀州窑、定窑、邢窑等北方名窑更显突出，长江以南的闽浙赣粤陶瓷文化圈[参见王洪伟《“陶瓷文化圈”：中国陶瓷史研究“空间转向”新进展》，《民族艺术》2022年第3期。]的传统历史名窑烧造也时断时续。宋元时期遍布全国的历史名窑窑系[20世纪50年代以降，以陈万里、冯先铭等为代表的中国陶瓷史学者，主要以釉色、造型、纹饰等特征将宋元时期中国陶瓷业划分为“六大窑系”（定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和景德镇青白瓷系、龙泉青瓷系，也有以“官窑系”替代“越窑系”）或“八大窑系”（定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和景德镇窑系、越窑系、龙泉窑系和建窑系），由此观照古代中国陶瓷业空间分布格局。参见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杨根《宋代的八大窑系》，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大多萎缩到原产地，甚至断烧。

图注：我国北方地区代表性的陶瓷创意园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名窑原产地通过公私合营、合作社等方式，推动分散性的传统窑业生产组合成集体性质或全民性质的公办瓷厂，生产民众需求最为迫切的日用陶瓷。20世纪50年代之后，为创收外汇，原产地政府依托这些公办瓷厂，陆续掀起名窑复烧运动，曾经纵横交错、遍布全国的宋元名窑窑系进一步向原产地回聚，形成当代中国窑业的“瓷区”或“产区”分布格局：钧瓷研烧回归到河南禹州，官瓷回归到河南开封（北宋官瓷）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瓷），耀州窑回归陕西耀州，汝瓷回归汝州（原临汝县）、宝丰，定窑回归河北曲阳，磁州窑回归到河北磁县、峰峰矿区……不一而足。这些原产地执着一念地长期侧重发展本地传统名窑单一陶瓷门类，并不断强化“买名窑到原产地”这一工艺技术、市场乃至文化观念，形成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名窑产业高度同质集聚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快速强力推进，集体、全民所有制的公办瓷厂先后停产乃至倒闭，原产地专门烧造单一名窑的民办窑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以高仿或仿烧在地名窑为业，历史上曾经广泛存在的制瓷组织形式——家庭作坊再度普遍涌现，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尚带有现代企业性质的公办瓷厂体制的解体。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传统陶瓷产区的公办瓷厂基本停产、倒闭，或者被一些民营陶瓷业主租赁或改制续烧，生产模式部分重回到家族性或家庭性的作坊形态，部分则延续公办瓷厂分工协作的现代企业生产模式，此类以日用瓷、建筑卫生瓷、园林瓷为主。另外，几乎与此同时，一些体制外的艺术家或学院派的艺术家（尤其是陶艺家）或进入传统历史名窑产区，或依托靠近城市的艺术区，建起各种各样的陶艺工作室，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名窑当代转型的三极模型——传统的家庭作坊、现代陶瓷工厂和个性化的陶艺家工作室三极共存的陶瓷生产空间分布格局。

二、当代中国陶瓷创意园区的兴起

当代中国陶瓷生产空间上的变化并未就此止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江西省景德镇东郊三宝国际陶艺村悄然出现，在海内外陶瓷艺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力。位处西北的陕西富平县富平国际陶艺村，处于广东佛山石湾产区的南风古灶，位处河南禹州的神垕国际陶艺公社、中国钧瓷文化园，坐落于河南洛宁县的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位于湖南醴陵釉下五彩产区的醴陵瓷谷，以及位处中国台湾苗栗的五谷文化村、南投的水里蛇窑陶艺文化园区、添兴窑陶艺村等等，曾经风行欧美尤其是东亚地区形色各异的陶艺村模式，逐渐在中国大地快速发展起来。这些陶艺村或依托日渐凋落的城市郊区特色乡村，或者依托城市内的废弃工厂改造，融合陶瓷生产、陶艺创作、陶艺展销、创意设计、文旅等为一体，形成新型的陶瓷生产空间体系。与早先兴起的陶瓷工业园区模式相似，陶艺村模式成为继古代作坊式陶瓷生产模式、晚清民国时期渐兴的现代陶瓷工厂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系统陶艺工作室模式之后兴起的另一种更趋多元性的陶瓷生产新模式。

图注：占地5000多亩的洛阳三彩国际陶艺村（爱和小镇）陶缸装置

与此同时，一种基于古窑遗址考古发掘建立的古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见2009年12月17日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关于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物保发〔2009〕44号）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细则》。]在国家政策鼓励下陆续出现，以江西景德镇御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吉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湖南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浙江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川邛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广东笔架山潮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最具代表性。而且，像山东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浙江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陕西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山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河南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庙底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都有突出的、带有时代标志性的陶器出土。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庙底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有当代工匠设厂复烧古代陶器，致力于推进在地古陶的工艺美学新造。古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重要古文化或古陶瓷考古遗址及背景环境为主体，行使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通过沉浸式的研学强化大遗址保护，进而促进传统陶瓷工艺的传承和发展，较之陶艺村模式，古窑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大多基于政府行为，不完全以经济效益为主导，融合陶瓷展示、陶瓷创意设计、陶瓷科研、沉浸式陶瓷研学和文化旅游为一体，是当代中国陶瓷创意园区兴起的第二种典型模式。

第三种陶瓷创意园区模式是伴随国家“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源自2014—2016年浙江省发展政策探索，分为制造业小镇、第三产业小镇、历史文化创意小镇。2016年10月11日、2017年8月22日，住建部先后公布两批403个中国特色小镇。截至2018年2月，国家级、省级特色小镇超2000个。特色小镇建设上坚持特色产业、旅游产业两大发展架构；功能上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形成产城乡一体化功能集聚区；形态上具备独特的风格、风貌、风尚与风情；机制上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社会共同参与的模式。2018年之后国家有关部门规范整顿“特色小镇”诸问题，这股热潮渐次中止。] 政策快速兴起的“陶瓷小镇”模式。目前，曾发现中国古代名窑窑址的原产地，几乎普遍兴起各具特色的“陶瓷小镇”[陶瓷小镇主要包括江苏淳安“国瓷小镇”、宜兴“紫砂特色小镇”，浙江龙泉“中国青瓷小镇”，山东淄博“陶瓷风情特色小镇”，河南禹州“神垕钧瓷特色小镇”、汝州“中国汝瓷小镇”、孟津“中国洛阳唐三彩小镇”，云南建水“西庄紫陶小镇”，江西“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吉安“吉州窑陶艺小镇”等。参见《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保持和彰显特色小镇特色若干问题的通知》（建村［2017］14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推荐工作的通知》（建办村函［2017］357号）。与此同时还有依托古窑遗址兴起的一些陶瓷创意园区，如河北曲阳“中国定瓷小镇”，井陉陶瓷小镇，临城、内丘的邢窑文化园区，邯郸“中国磁州窑陶瓷小镇”；山西乡宁县“紫砂陶小镇”、阳城县“陶瓷琉璃小镇”；河南鹤壁市“鹤壁集镇陶瓷小镇”、修武县“当阳峪陶瓷小镇”、巩义市“诗瓷小镇”、新密市“窑沟古瓷文化小镇”、宜阳县“红星陶瓷小镇”、宝丰县“中国汝窑古镇”、鲁山县“花瓷小镇”等等。] 。

图注：汝瓷小镇的博物馆外景

各色“陶瓷小镇”是国家倡导的“特色小镇”之一种，与单纯追求工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陶瓷产业园区迥然不同。入选国家级“特色小镇”的“陶瓷小镇”，大多是在历史名窑原产地基础上衍生发展起来的，也有通过有效盘活城乡特色结合部或废旧陶瓷工厂的“闲散”空间资源，在约1平方公里建设范围内集聚陶瓷历史经典产业和新兴经济、金融、时尚等现代产业，力求“小而精”，实现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的高效融合，催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陶瓷特色小镇”又是综合性的陶瓷“消费空间”，山水资源、传统文化、时尚生活与陶瓷生产、陶瓷展销等活动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沉浸式陶瓷“体验空间”，为陶瓷文旅创意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载体，实现陶瓷产业主导下的“生产、生态、生活”三融合。正是这种介于陶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模糊性”与“复合性”，为陶瓷特色小镇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空间活力。当然，独具地方特色的陶瓷门类和地域性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整合和再造，有效催生了当代中国陶瓷文化空间生产和再生产新模式。

“陶瓷特色小镇”不是封闭、孤立的，不局限于传统工业园区建设和项目招商的惯性思维，而是与镇区融合在一起，使陶瓷生产、景观环境、文化廊道与历史脉络、创意设计和公共服务衔接贯通，将陶瓷历史空间遗存和当代特色陶瓷空间载体相结合，形成多元陶瓷特色体验，使陶瓷小镇成为集陶瓷烧造、历史人文景观、创意艺术为一体的生产、创意空间。进而言之，陶瓷小镇以陶瓷生产、市场空间、创意文旅为依托，体现鲜明的陶瓷工业集群特色，是一种以陶瓷生产、生活聚居、创意文化旅游、陶瓷研学、陶瓷人文景观环境塑造为核心的综合性陶瓷产业空间集聚或“个性化成长”，与此同时传承独具特色的地方陶瓷历史“记忆”和“情感”。

2016年国家“特色小镇”政策出台后，曾刺激各个中国传统陶瓷产区纷纷举起“陶瓷小镇”的大旗，形形色色的“陶瓷小镇”几乎一夜之间遍及各大历史名窑原产地或传统陶瓷产区，形成高度同质、高度集聚的陶瓷创意园区。不少陶瓷小镇尽管依然以单一同质的原产地陶瓷门类生产为主打布局，但多元性地融合陶瓷文旅、陶瓷展销、陶瓷研学体验、陶瓷研究、陶瓷创意设计甚至文化地产等等，客观上拉长了地方陶瓷文化产业链，推动在地陶瓷文化产业高值化发展。但是，这股“陶瓷小镇”建设热潮，随着陶瓷小镇的高度同质集聚、文化地产化等问题被国家有关部门整顿而迅速退潮。

这种短时期在国家“特色小镇”政策刺激下密集建造起来的陶瓷小镇模式的陶瓷创意园区，由于独特的环境资源、地理空间和历史传统，围绕古代中国历史名窑遗存及当代产区形成独具紧密时空关联的陶瓷生产、市场高度同质聚集，是中国陶瓷发展史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对于习惯于侧重以时代或朝代更替为着眼点的线性研究框架构建陶瓷发展历史体系的中国陶瓷史研究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理论挑战。如何从现实实践和理论视角双重观照这一陶瓷史新现象，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学术新课题。

三、中国陶瓷空间生产成长动力及后果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从简单的“窑”[从“窑”这一概念，衍生出“窑址”“窑口”“窑系”等陶瓷生产空间的多重表述样态。历史学者刘毅认为，作为学术概念的“窑”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生产陶瓷器的某处窑炉、作坊等相关设施，意指具体生产单位；二是指若干地域相近的窑炉或窑场组合而成的一片制瓷业聚集区，亦即窑场，应用于古陶瓷产地判定时也写作“窑口”，是一个集中的、有一定地域范围限定的概念；三是指更大范围的、生产的产品品种相同或近似的若干窑场的总和，即通常所说的“窑系”。参见刘毅《论“窑系 ”》，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赵利中则认为，以“窑”为核心概念的中国陶瓷命名分类体系或表述方式，是舆地类序政治空间格局和疆域地理思想在事物理解上的反映，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国人对凭附于土地文明伦理以及时空中点滴积累与嬗递的“人—地”关系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感受在事物体认中的彰显。“窑”这一概念范畴的演变过程伴随着中国学问传统中地理观、博物观、格致观、道器观与近现代西方科学认知的对话互动，呈现出别具特色的陶瓷知识生产历史图景。“窑”在中国陶瓷知识生产实践中所持续发挥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术界本身。参见赵利中《作为中国陶瓷认知与表述范畴的“窑”——一个知识考古的视角》，《学术论坛》2019年第4期。]、作坊到复杂的“窑场”，从分工协作的“贡窑”“官窑”或“御窑”到现代陶瓷工厂，从边界不清的“瓷区”“产区”到相对闭环的“陶瓷工业园区”“陶瓷村”“陶瓷小镇”，乃至到“瓷文化圈”或“陶瓷文化圈”，随着陶瓷生产空间尺度的变化，陶瓷生产逐渐从“自然性”依赖向“社会性”倚重转型，形成陶瓷生产空间再生产的新动力。当代中国陶瓷生产空间再生产过程不仅伴随着陶瓷生产空间的拓展，也交织着以陶瓷生产为中心的多元性陶瓷文化综合体的衍生，极大颠覆着传统中国陶瓷的结构内涵和实际面貌，也根本颠覆着传统的陶瓷史研究理路和方法，或可重构中国陶瓷史框架体系。

在陶瓷生产空间集聚演化历史上，一是基于“经济主义”（以单一效率效益的工业经济为目标）考量自然性或政策性形成的“陶瓷工业园区”模式，如以建筑陶瓷、卫生陶瓷、日用瓷为主的陶瓷工业园区，通过陶瓷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推动陶瓷产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二是基于一种多元性的陶瓷文化产业的全产业的“文化主义”为目标，以诸多形式兴起的陶艺村、陶瓷小镇为核心的陶瓷创意园区模式为主要代表，以陶瓷生产及其产品为中心，形成多元综合性陶瓷创意文化体系，陶瓷产品及其生产只是陶瓷文化创意园区获得经济效益的局部而不是全部。梳理学术界关于这两种类型陶瓷生产空间再生产模式兴起、演化的动力源泉及其后果，从而探究或窥探当代中国陶瓷生产空间乃至整体中国窑业格局的趋势走向，也可由此引发对中国陶瓷史研究理论方法和陶瓷史框架体系的再认知、再反思。

（一）“陶瓷工业园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动力及其利弊

与在20世纪全球化、信息技术驱动下欧美陶瓷产区趋向于地理上更加分散的生产模式[参见杨建仁、左和平、章立东《陶瓷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机理研究》，《中国陶瓷》2017年第6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降中国陶瓷业的集聚首先在历史名窑原产地发生，并逐渐嵌入现代陶瓷工业，形成专业的分工合作性的陶瓷大工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集群性的陶瓷工业园区首先从中国南部、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兴起，并在世纪之交向中西部地区逐渐转移，形成中国陶瓷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态势。当代中国陶瓷产业集群或陶瓷工业园区主要分布在传统产区及其周边。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外陶瓷产业集群相比，当代中国陶瓷工业园区或陶瓷产业集群大都显现出集群力度小、层次低的缺点，一方面，原创设计严重不足，品牌影响弱；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结构中，中国工业陶瓷处于中低端水平，甚至主要靠贴牌生产，难以与国际陶瓷品牌抗衡，随着国际市场的波动而兴衰，缺乏产业集群的持久性、连续性。不过，推崇“经济主义”模式的中国“陶瓷工业园区”，以其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的产销体制，长期以来占据当代中国陶瓷业经济总量的主体地位，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陶瓷工业园区”集群的形成、发展、迁移及其经济动力的理论分析由来已久，从中探究当代中国陶瓷产业空间集聚的“经济”根源、后果及其理论意义。

经济地理学家认为，产业集聚是指生产、资金、市场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向与过程[参见苗长虹、魏也华、吕拉昌《新经济地理学》，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使产业产生“区域粘性”[参见李松志《基于集群理论的佛山禅城陶瓷产业转移时空演替机理研究》，《人文地理》2009年第1期。]，有利于克服市场交易的分散性，为集群内企业产销提供便利环境，在集聚区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完整产业链体系，极大降低生产成本、机会成本，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协作能力，由此极大提高集群内企业生产效率。[参见李立辉等《区域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我国陶瓷制造业集群发展特征明显，陶瓷产区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历史文化传统、资源分布和市场条件等因素对陶瓷产业园区的形成、发展起到一种综合作用。[参见张惠琴、赵波、李梨花《陶瓷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基于因子分析视角》，《经济问题》2011年第8期。]

陶瓷工业园区所形成的陶瓷产业集群，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关联、互补甚至竞争企业和产业的集中，产生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溢出效应。陶瓷产业集群的形成，首先会促进陶瓷产业集群的生产专业化，提高陶瓷产业集群的生产效率。其次，陶瓷产业集群的发展会大大增强集群企业间的空间临近性，极大节省企业间的空间交易成本，间临近性也会增强企业间联系，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高陶瓷产业集群效益。第三，陶瓷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和提升区域品牌效应，降低产品销售困难度，提高陶瓷产业集群收益。[参见杨建仁、左和平、章立东《陶瓷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机理研究》，《中国陶瓷》2017年第6期。

这种以某类陶瓷产品生产集聚的陶瓷工业园区能够在一定时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受国内外市场波动影响较大，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带有很强的历史阶段性，常常快速兴起，快速停产或转移，尤其是规模浩大的外销瓷产业园区，甚至还未及陶瓷史学家研究关注即已迁移或消逝，因为缺乏翔实的文献资料、实证资料，成为陶瓷史研究新的盲点。

（二）陶瓷创意园区空间生产的核心动力及反思

在中国陶瓷史上，天然形成如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山东淄博、福建德化、广东佛山石湾、河南禹州、陕西耀州等独具地方性特质的历史名窑，形成以某一类、某几类陶瓷为核心的传统陶瓷“产区”或“瓷区”，尽管这些地方陶瓷生产会存在时断时续的情况，但总会以各种方式复烧再兴。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陶瓷创意园区，陶艺村作为以陶瓷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创特色区域和新兴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兴起，主要分布于中原、中南、西南等历史名窑原产地或传统陶瓷产区及其周边地区。到2010年之后，随着国家特色小镇政策的推行，在大多的古代陶瓷遗存上，尤其以传统陶瓷产区及其周边，陶瓷小镇继陶艺村应运而生，形成较之陶艺村更多元、更宏大的陶瓷文化产业综合创意集群。

不同的陶艺村、陶瓷小镇存在自然、地理、民俗及陶瓷自身特征等空间和文化分异，在建设和运营上采取相应精细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但在环境建设、景观规划、运营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同质化趋同现象，这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在地性、个性化相悖。[参见张玉山、邓子元、邓宏亮《中国陶艺村的发展及其对村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经济地理》2019年第3期。]不过，相对于主要以资本、技术、市场等为核心驱动力的陶瓷工业园区模式不同，以陶艺村、陶瓷小镇为代表的现代陶瓷创意园区的形成动力显得更趋复杂和多元。

一般而言，空间临近性所引发的正式非正式技术创新、交易成本降低成为陶瓷创意园区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动力。[参见于正松、李小建《传统工艺产业规模演变及空间演化机理——以河南省禹州神垕镇钧瓷产业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4期；李学鑫、苗长虹《中国农区工艺美术产业集群非正式学习机制研究——以神垕钧瓷产业集群为例》，《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2期；吕可文、袁丰等《多元场和集群创新:河南省神垕钧瓷文化创意产业的案例分析》，《人文地理》2019年第3期；吕可文、苗长虹等《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地理研究》2018年第7期。]尤其是中国传统陶瓷产区，通过重新整饬陶瓷创意园区中的古陶瓷遗存、陶瓷博物馆、历史街区、文化地标等陶瓷文化空间；通过活化陶瓷工艺传承，推动沉浸式的陶瓷体验、互动或研学；通过恢复窑业祭祀庙宇、祭祀仪式，推动陶瓷文化旅游，建构陶瓷习俗、信仰、传说、历史文化的活态性，从而超越陶瓷器物和陶瓷生产，由此拓展陶瓷产业链条的方式，扩大陶瓷文化综合体。如此一来，陶瓷创意园区打造超越了陶瓷生产，通过有地方特色的标志性的陶瓷文化景观生产，推动中国传统产区从陶瓷生产向景观生产的转型。[参见马骋、吴桥《从陶瓷生产到景观生产——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投资新路径》，《民主与法制（财经版）》2014年第36期。 ]

图注：河南禹州中国钧瓷之都“神垕钧瓷特色小镇”

不过，以陶艺村、陶瓷小镇为特征的陶瓷创意园区其实也蕴含着诸多“不经济”的隐患：首先，高度集聚、高度同质的陶瓷创意园区，加速推动了陶瓷生产、市场的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趋向，或可导致传统陶瓷技艺的“去地方化”“去特色化”。其次，陶瓷创意园区的集聚性推动传统陶瓷产业从“产品模式”向“文化创意模式”转型，陶瓷“生产性”从主体向附属转化。当具有地方特色的陶瓷“生产性”供应不足，甚至最终彻底消失，反过来进一步加剧陶瓷创意园区的同质化水平加剧。第三，当下，当代中国陶瓷创意园区大多通过流量提升带动陶瓷产品及创意产业的兴旺，致使从陶瓷工艺技术创新不足，引发陶瓷创意园区“有流量无产业”，可能由此形成一种陶瓷创意园区“无陶瓷生产”的新问题。进而引发近年来偏重“文化主义”产业目标的陶瓷创意园区显而易见的萧条，增添了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高度集聚、高度同质又多元化的陶瓷创意园区显然不是传统的以陶瓷器物工艺美学风格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所能涵括的，需要从更宏阔的陶瓷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视角”进行深度把握。推动陶瓷史研究的“空间转向”，亟待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进行深入性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反思。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革命，“空间转向”为中国陶瓷史理论和方法带来极大挑战，探究产业集聚模式下当代中国陶瓷业标准化、产业化、现代化趋势所掩盖的中国传统历史名窑或中国陶瓷文化传统的本土性、地方性被侵蚀或两者共存并置的文化悖论现象，进而发现传统线性陶瓷史研究所未见之陶瓷史风景，都为中国陶瓷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责任编辑苏青)不喜欢

作者简介：王洪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研究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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