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中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尘封了几个世纪的古代中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的图景，正越来越清晰明确。除了闻名遐迩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供不应求的东方特产，还有一类对当下生活具有深远意义的器物，还未得到它应有的重视——中国漆器。16世纪末中国漆器大量进入欧洲，获得极大的赞美与追捧，然而在更晚近的年代中，受到东亚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的追赶，以至于我们都几乎遗忘当年的辉煌。

漆树原产于中国，而据最近的考古发现来看，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年代可达距今8000年，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制品。由于受到地理和交通的限制，古代各个文明社会的器物交换、技术传播、思想交流比较缓慢。最早到达西方的中国漆器出土于西克里米亚半岛，是一件漆篮子，时间为公元1世纪。[1]当年可能有更多的中国漆器到达罗马帝国，但对罗马艺术和手工几乎毫无影响。直到16世纪末，葡萄牙的探险家终于绕过阿拉伯中间商，驾驶着三桅帆经过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印度洋和东南亚群岛，开辟了直接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航线，获得了大量梦寐以求的中国高档货物。从此，包括漆器在内的各类物品对欧洲的文化、艺术和手工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从宫廷贵族开始，一直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时，以中国器物为主的东方风格，在欧洲掀起一股学习的热潮。几乎每个王室的宫殿里，都要有一个中国屋，装满中国漆家具，家具里装满了瓷器，墙壁上也挂满了瓷盘作为装饰。至今法国宫廷里还有一个中国亭子式的茶房，据说当年国王就在这里避暑喝茶。

这股风潮称之为“中国风”（Chinoiserie）。从文艺复兴晚期开始，贵族圈子里流行为自己的珍宝收藏室（Kunstkammer）收藏奇异的贝壳、珍珠和水晶等天然饰物，以及其他漂亮稀罕的有趣物件。到了17世纪，随着东西贸易的急速发展，欧洲豪门官邸内的珍宝收藏室，起码要有一两间“中国房间”，否则就落伍了——即使里面并非都是纯正的中国货。

东方出口货物商店，纸面水彩 | 尼德兰地区 | 1680-1700

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在“珍宝屋”中出现了大量具有中国风格的奇珍异宝，从此时的欧洲的油画中，我们可以看见贵族妇女饶有趣味地穿着中国明朝的服饰，各式各样的东方器物杂陈其中。这一风尚在欧洲的文化中注入一股新的元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用具和行为习惯。比如，人们不再专注于银器的制作和品尝咖啡，清洁的瓷器和茶叶，给贵族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选择。而东方漆器、漆家具的进口依然不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后，欧洲人甚至尝试将天然漆原料装桶海运。然而，经过几个月的漫长颠簸，加上海洋航线上温湿度的客观情况，所有运输到欧洲的大漆已经自然干燥，根本无法使用。同样，欧洲的维度过高，气候也不适宜种植漆树。[2]种种自然条件的制约，逼迫喜欢漆器的欧洲人，选择虫漆和松香混合，这种深咖啡色、透明、带有油性的涂料，模仿了中国漆的材质特点。随着欧洲化学工业的崛起，涂料技术日新月异，中国漆产生了对汽车工业涂料的启发性作用，掀起了现代工业漆的开发、制作、研究、应用。

数百年来，欧洲制作的漆器总是可以找到东亚的来源影响。西方漆器几乎延续了东亚的风格，表现了这一地区罕见的材质、极高的品位和完美的工艺。欧洲的漆艺家在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都是独立地创造和制作，虽然不知道东方具体的方法，但借用化学漆和相关材料，努力达到东方漆器的质量和装饰效果。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随着物流的极大便利，材料的获得更为方便，因而产生了新的刺激。现在，天然生漆可以以液体的形态直接出口到欧洲，使得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当代漆艺家，也可以使用这种天然环保的材料，并将传统东方技术和现代设计相结合，制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有时，欧洲传统工艺也会应用到生漆，比如珠宝设计。

然而，要讨论欧洲的漆器艺术，必须了解到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和工艺，与东方的情况相去甚远。最难的是学习漆器制作的工艺，欧洲只是最近几十年中才陆续通过严格的专业艺术训练才达到的。如果以中国“漆画”的定义，即用漆颜料作画来看的话，那么欧洲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作品。他们长时间受困于色粉和粘结介质不融合的问题，因此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即将白色、蓝色、绿色、黄色、甚至黑色（但不是朱红色）简单地画在准备好的表面上，最后上一层透明漆，来模拟真实色漆的效果。有的时候甚至是使用坦培拉、水粉或油画颜料，最后再上漆。同样，金漆的实质是，使用金箔或者金粉（有时确实不是金或银，只是染色的金属箔和金属粉末）上于漆的表面，然后再上一层透明或黄漆。然而这种受福建漆画和日本“莳绘”技术的启发而运用的手法，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如Dresden 宫廷漆器制作者Martin Schnell和Christian Reinow所创作的一些经典漆艺术作品。

在欧洲得到天然生漆前，也许可以说欧洲没有纯粹的漆器。对他们来说，曾经要达到相对高的美观要求和技巧，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努力去模仿东方器物，取而代之使用他们自己的材料、方法和技术，欧洲漆艺大师也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美感和成就。在1700年前后里，也就是中国风的最盛行的时候，欧洲的漆器制作重点就是模仿东亚漆器，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技术及纹饰。而当1730年左右开始，欧洲漆器对东方风格不完全亦步亦趋了，在打破东方风格的垄断后，整个艺术的氛围和风格开始演变了。

欧洲对中国器物的审美追求可以从Münster漆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家具印证。

漆桌 | 私人收藏

Münster漆艺博物馆借展

这是一件欧洲人制作的漆桌子，桌子腿的线条曲线优美婉转，桌面可以折叠，便于携带和移动，台面上绘制了一幅充满中国气息的绘画——画面上有3个人物，分别是书生、小姐和官员，他们在看一只蟋蟀。

漆桌局部

整个画面展现了中国人生活中颇有情趣的一面，同时也带有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画面里不同身份的人在一起逗玩蟋蟀，虽然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找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但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促织》中提到过，逗蟋蟀曾是明代宣德皇帝的爱好，而这里面的人物，恰巧穿着明代的服饰。这大概是欧洲人眼中，中国人生活里颇为生动别致的一个场面。同样的，在欧洲贵族家庭钢琴上作画，在各式家具上作画，用漆这种媒介特别适合在家具上绘制纹饰，欧洲人可以说是迅速地学习中国的原料和理念，然后进行自然的创作。在这件桌子上，可以看见追慕中国的特点，橙黄色的底色，中国人的形象，都让这件家居的风格非常接近中国器物。

另一件富丽堂皇，具有典型中国风的器物是一件便携式文具箱。

便携式文具箱 | Münster漆艺博物馆藏

这件1730年左右生产于法国的精致书桌，材质是榉木，紫灰色底；装饰着水粉，贝壳金和清漆；内部抽屉是朱红漆，抽屉拉钮是骨制品。这件小巧的书写家具的上部结构是一个十分倾斜的屋顶，下部是双层底，外形线条雕刻生动细致，转角圆润。有一块能翻下的面板可供书写。这个柜子内部为铰接式，每一边都有一个曲线的垂直隔板，分割出四个交错的抽屉，中间一个门开在一个较大的隔间,细分为两层，之间有两条狭长的门，后面有五个小抽屉，同样交错并由曲线隔板间隔开。中间的门是一个怀表，作为焦点。下层结构同样精心设计，让使用者能将最小的书写工具放置有序。前面最主要的抽屉有八个分隔，原来设计为了8个不同尺寸的盒子（现佚失），现在填充了一些替代物。最下层的抽屉，用来放置鹅毛笔，封蜡和其他书写用具。该器物不仅复杂、设计新颖，精致的细木工、多彩的装饰主题和超高的品质，能满足顾客最挑剔的要求。

漆画面用一种少见的紫灰色打底，使得水彩色调大胆而精细。画面上充满了棕榈树的风景、特大的花和灌木以及中国亭子的元素，让人想起东方的建筑构件。不同的人物，有男有女在欢快地交谈，一些人结伴而行正在愉快地划船，一些人独自饮茶、弹琴。主题纹饰是中国风装饰，细节上有一些变化，可以追溯由Gabriel Huquier完成的12件版画作品《中国人的生活场景》，而这又是来源于著名的比利时画家弗朗索瓦·布歇，于1742年完成的中国题材的油画中的人物形象。这八张系列题为《中国人像》的画，由伦敦雕刻家John Ingram印刷出版。

这件小型家具的主题与著名画家的题材有关，说明当时的定制漆器符合流行的风格。而边饰花纹流行于1725-1750年，成为此时工艺作品上的标准元素和保留曲目，在瓷器上也能看到类似的图样。而这样一件特殊的漆木制品，是无法系列制作的，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件珍宝。

17世纪末，各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来漆橱、漆屏风、画有花鸟的墙纸、丝绸帐幔等明显具有中国元素的货物，受到极大的欢迎。然而，由于漆器定制的周期过长，中国漆器仅风靡过一阵，同时，欧洲顾客的订单局限于小瓶、茶托和盒子，订单价格不高，利润也不多，并没有形成规模。[4]但这些器物对欧洲的漆艺术乃至现代涂料工业都有一定的启发式的影响。

17世纪的中国文化曾经引领了整个欧洲世界的风尚，极具东方特色的漆艺术作品，曾经令欧洲人苦心孤诣地探寻天然漆的材料、工艺和技法，在种种努力无果后，转而借助虫胶和植物胶与松香的混合物，来进行器物表面效果模拟。最终，在化学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发明出人工制作的化学漆，成为今日生活中广泛使用不可或缺的表面涂料。现代涂料的种种便利，追根溯源，可以让人回想起往昔中国漆文化的魅力。而今日，中国漆艺术继承优秀传统，发展创新精神，砥砺精进，重振华光，在透彻地领悟、把握和展现自己民族的特色的基础上，继续书写中国漆文化的熠熠生辉。

原文载于：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漆文化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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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陈秋荣：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