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背景下的地方性经验研究让我们意识到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模式，也有来自内生型发展的非西方模式。这样的现代化模式大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具有某些共性，但更多的是具有多元性，景德镇模式就是这多元性发展模式之一。要建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阅读产生于中国大地上的这些不同的地方性经验，要理解它们的共同性，也要理解其中的差异性。景德镇模式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模式，引起其变迁的力量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由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等创意群体撬动当地遗产资源，与本土的手艺人共同生发的内生驱动力，另一个是由国家、地方政府乃至全球化等合成的外生驱动力，两者相互推动而形成的发展模式。其最大的不同就是体现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时代所产生的体验性经济，并以此触发出后农业式的城乡互动模式。通过对景德镇的研究，艺术和艺术群体成为其核心议题。其让我们通过这样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的行为等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去实地观察和研究艺术群体在当今文化实践中的社会行动，以及这一社会行动所带来的社会意义。

一、景德镇模式形成的内生驱动力

（一）先锋人群的心理意识驱动力

所有的内生驱动力都首先来自人的驱动，而人的驱动又是来自其心理意识的驱动。笔者在这里提到的先锋人群，就是率先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艺和理念进入景德镇，与当地手艺人一起激活当地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将遗产资源改变当地文化生态与社会结构的人。这样的群体在景德镇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明清时期，朝廷在景德镇建立官窑，周边乡村的农民开始向景德镇集中，乡村中亦农亦陶的手艺人变成了专业化手工业工匠。他们在官府的组织及海内外市场的推动下，制作了大量承载着各种美丽装饰文化和图像故事的瓷器，一跃成为世界的瓷都。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景德镇陶瓷手工业一落千丈，只能靠绘制一些仿古瓷维系。也就是此时，一些外来的民间艺人与画家来到景德镇，利用景德镇本身特有的遗产资源，即传统的工匠技艺与文人绘画相结合，创造了具有文人风格的瓷板画和陈设瓷，并第一次在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使之成为陶瓷艺术收藏品，那就是后来景德镇“名人名作”的前身，也是后来的中国陶瓷美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们的前身，是他们的出现，给予了瓷器更多的文化意义，提升其经济价值。这些被称为“珠山八友”的人，大多是受过一些绘画训练和具有文化修养的群体，有的是清末秀才，有的毕业于景德镇陶业学堂，有的在进入景德镇陶瓷行业以前就有绘画基础，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才给民国时期的景德镇带来了一抹光彩。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大批农民工来到景德镇参与仿古瓷的绘制，并通过仿古瓷复兴了景德镇的传统技艺，然后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大量“景漂”来到景德镇，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景德镇传统的人员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甚至社会转型。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时代的社会转型都会首先体现在人口的迁徙或流动上，如工业化时代所体现的就是大量农民进城成为工人阶级，有人称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甚至被称为工业时代的先锋队；后工业时代蓝领阶层减少，白领阶层增加，白领阶层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关键集团。有学者认为：“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美国是第一个迈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其特征就是各种专业人员向城市集中。约翰·奈斯比特写道：“专业人员几乎都是信息工作人员——律师、教师、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员、系统分析员、医生、建筑师、会计人员、图书管理员、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护士、牧师等。”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可以说，美国很早就不再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国家了。因此，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的先锋人群是工人阶级，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物化社会，那么，后工业化时代的先锋人群就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知识社会。而今天许多具有创意能力的艺术和设计方面的人才向景德镇集中，这与以往的高校毕业生大都是往北上广流动的方向不一样，因为那些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是今天他们来到景德镇，而且不是集中到景德镇市区，大多还是分散到景德镇周边的乡村，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的趋势，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其是在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代的来临吗？这种现象当然不会仅仅发生在景德镇。

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美国“一九八〇年的人口普查正式证实了城市人口的大量外流”。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书中写道，“成千上万的居民正在抛弃从前的城市生活，去寻找清新的空气、安全的街道，以及与家庭共享天伦之乐的更多时间——一句话，去寻求一种更单纯、节奏较缓慢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人口增长率比大都市快15.5%。虽然在都市或近郊区居住的美国人仍然超过乡村——每十人中约有六人住在城市，但关键在于乡村人口增长得更快。”“从根本上讲，小城镇的兴起并不是某些新闻编辑想象的事物。它是那些非同一般的潮流之一······”。

这样的现象也在当下的中国发生，以后也许会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在景德镇是非常明显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景德镇就不断地有外来人口流入，但当时流入的主要是周边乡村的农民工。2000年以后，有少量国外的陶艺家到景德镇来做驻场艺术家，慢慢地有不少国外艺术家留在了景德镇，扩大了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多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到这里来实习，来做毕业作品。2008年以后，乐天陶社开始举办创意集市，让许多在景德镇读书和做毕业作品的学生有机会在集市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乐天陶社的要求是，这些出售的作品必须是有独创性的，而不是司空见惯和抄袭的。这样的要求促进了作品更新和创新的速度，也符合时代的要求。阿尔文·托夫勒就认为，“社会变革的加速，相应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变革。新的信息影响，不断地迫使我们尽快地修正脑子里储存的形象”,“我们头脑中形象形成过程的加速，意味着形象在头脑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暂”。也因此，不断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要求，也为这些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们建立了一个表达创新精神的平台。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平台，200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涌入景德镇，在这里创业、定居，形成了令人关注的“景漂”现象。这些“景漂”一开始是聚集在景德镇城乡交界处的一些村庄和工厂，如老鸦滩、老厂、雕塑瓷厂、陶溪川等地。2015年以后，景德镇的城市迅速扩张，以上这些地方都被融入了市区，房价飞涨，许多“景漂”开始向更远的乡村迁移，进入景德镇周边方圆30公里的几十个村庄中，形成了100多个手工陶瓷生产集散地。这些村庄不仅有空置房，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由于有高速公路，进城非常快，开车只需半个多小时。

经过笔者组织的团队所做的研究和田野考察，发现这样的现象不仅在景德镇，而且在全国许多乡村都出现青年设计师，或其他的青年知识人到乡村创业的情况，他们被称为新村民，还有许多外出打工后到大城市受教育又回到乡村创业的人，他们被称为原乡人，笔者决定以“先锋人群”来对这些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创意性人才命名。笔者认为，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会决定不同迁移人群的特征。彼得·德鲁克也曾说，“知识人”是社会的符号，是社会的象征，也是社会的旗手。正是他们的出现使得美国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转向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但今天这些从城市向乡村迁移的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手艺人，不仅是知识人，还是一群富有人文精神和创意精神的人。那么，他们代表着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堺屋太一认为：“由于技术、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的变化，将创造出‘知识的价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主要源泉的知识价值社会，并因此而产生使人们的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大变革。”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这些话，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其是在第三次新能源的工业革命基础上融合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的又一场革命，它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这是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展趋势，正在引领全球创新浪潮，迅猛地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和结构。它将超越现存的技术革命的层面，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

在这场变革中受冲击的不仅是以往的蓝领阶层，还包括许多白领，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社会中的管理阶层、技术阶层的人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从工人与职员的混杂（中国社会是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混杂）到创意人群出现的景象，这些创意人群的流向是从城市流向乡村（当今中国艺术乡建的热潮就是证明），其是否是在形成一个新的后农业社会形态，与工业社会形态叠合，从而构成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系统？这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这些群体从城市流向乡村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的内生驱动力是什么？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帮助的。他指出，人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这些需求是由低到高逐级形成并得到满足的。人的行为动机是由需求产生的，而需求层次理论是判断人的行为倾向的理论。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了新教伦理与潜藏在资本主义发展后面的某种心理驱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景德镇这些先锋人群，他们的心理驱动力在什么地方，景德镇是如何吸引他们，这些心理驱动力又如何改变了景德镇，进而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

环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许多乡镇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尤其在浙江和江苏一带，这些不同的地方性经验，被归纳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义乌模式”，这些模式的兴起大多在当地农民穷则思变的内生驱动力的推动下发展起来。这些本土的农民在干中学，不断地积累经验和财富，最后走出国门，进入全球的商贸体系，由此成就了大批的农民企业家，其中的义乌已成为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

如果从心理驱动力来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义乌模式都是从最初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开始创造财富，然后达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当然最后也在争取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但景德镇的区别在于大量的“景漂”是受过艺术教育的，他们曾梦想当艺术家、设计师、艺术经纪人等具有创新性的人才，他们来到景德镇加入手工艺集群，首先他们大多数当然是为了谋生，但又不仅仅如此，因为作为谋生来讲，他们还有更多的选择，但他们选择了来景德镇。笔者通过大量的访谈了解到，他们来到这里，并非仅仅是为了谋生，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是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在大城市公司上班更能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与其说他们来景德镇是为了创造财富，还不如说他们是为了来造梦。

当笔者去做访谈时，从“景漂”们那里听到最多的话语是，在景德镇做手艺不用朝九晚五按时上班，可以在乡村接触到大自然和土地，用自己的手和脑去创造具有文化品位的陶瓷器，参与各种展会，并与消费者和粉丝们互动，从而形成更多的成就感。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体验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从大量消费物品转向大量消费丰富的知识与体验，而对物质财富量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关心。正如堺屋太一所说的，“‘下一代’人一定是使用充分的时间，接受丰富的知识，在社会主观的变化与多样化中反复进行变换迅速地选择”。因此，景德镇虽然生产的是物品，但这是含有知识价值的物品，是知识的容器，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容器，作为创作者不是为了物品的使用价值而创作，而是为了消费者的主观选择而创作，这种主观里面包括了文化与情趣，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将其看成艺术品，至少是具有艺术性的日常用品。当制作者完成这样的物品后，尤其是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或在展览中获奖时，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和高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