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张寒月、徐赣丽：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中的文化中人及其实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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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张寒月、徐赣丽：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中的文化中人及其实践（一）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2024-11-10 浏览量：0

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型内嵌于地方文化体系和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二者交织混融形成复杂的发展场域和以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关联为核心的矛盾体系，这催生了文化中人及其因应实践。后者也充分发挥相应效用，采取差异化嵌入路径整合区域资源优势，形成以地方为本位的内生发展结构；借助创新设计和审美转译，推动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文化适恰等。通过嵌入与转译两个层面的实践，文化中人联动形成以多元行动者互促制衡为本质的动态协作网络，该网络为建立传统与现代、文化资源与区域发展的有效链接和良性可持续关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地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我国乡土社会从农业生产体系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宏观进程及微观领域持续且深刻的生活革命相伴而生。探讨传统如何在现代继承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即何以现代？如何转型？首先需要明确，文化的韧性和内在调适机制，以及地方民众的主体性决定了这一转型并非现代性对传统的直接替代或单向改造，而是至少深受地方社会本土力量和外部需求生发的牵引力两股非均质力量影响，二者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转型的本质是不断探求动态平衡的过程性事件，其核心在于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在这两股力量的博弈中，囊括了多方主体，为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全球化与资本化的裹挟，以及我国越发深化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城市和乡村逐步互为镜像。乡村地区人们生活观念和方式不断变化的同时也有人源源不断进入并消费“传统”，我群生产的“传统文化”服务于他者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但如何把握机遇联结制造与需求还需深入思考。也就是说，如何在多元主体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和相抗中，充分整合优势形成区域互促结构，协调文化传承与民众生计、内部制造与市场消费、文化资源与地方发展、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文化间的矛盾和断裂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在贵州省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有一类重要群体——文化中人（cultural mediators），其手工艺实践和发展网络对解决上述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文化中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黔东南苗侗织染产业中均有此态势，由他们主导的发展结构亦并非静态模式和固定的资源对接，而是处于多方的持续角力与互动协商之中。为充分呈现其中的复杂性，本文将借鉴“过程—事件分析”视角以文化中人在地方联动和外部导向两个层面的实践为线索展开。“过程—事件分析”作为一种研究策略，主张将研究对象视为流动的事件性过程，并以洞见和透视隐藏于社会行动中的“微妙性”，对其进行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分析为目的，这有助于揭示充斥于“过程”——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中“流动的、鲜活的和种种隐秘的”矛盾阻碍与深层要义。

一、何谓文化中人

当前民族文化发展中杂糅着多类主体，其中不乏与文化中人类似的实践者。如何对他们进行区分，实践者间的群体归属、角色效用等有何种程度的差异？即文化中人具有哪些身份特性和职能优势？

文化中人主要处于传统手工艺产业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具有承启媒介的基本特性和联动内部制造与外部消费的基础经济职能。这与中国民间商业、传统手工业发展中沟通市场信息，促成货物交易的“牙商”“掮客”“中人”有极大相似性。20世纪90年代，施洞苗绣商品化发展初期就主要倚靠“工头”“二道贩子”等中人将村民的绣品与市场对接销售。今天，该群体在民族文化产业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凯里市草坪新村老绣品街即是他们的集中展销地。此外，中人也对外承接订单派发给村落女性，通过赚取提成或直接在商人处领取报酬获利。一定程度上，中人在乡村手工艺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双赢模式”，一方面可为村落女性提供副业增加收入，同时也极大节省了商人等生产组织的成本。但中人并不拥有发展资源，其串联的产业链服务于上级商人的市场行为，掩盖了作为制作者的手艺人及制品的文化意义，也造成中人行业角色的可替代性。因此，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中人的沟通承接作用并不会限于某一具体的手工艺类别，甚或并不止于手工艺行业。他们更像市场行动者推动交易完成，强调经济层面实际利益的获取。文化中人承续了中人群体重要的经济功能，能够带动村落手艺人发展，更立足当下新的发展现实和需求衍生出新的身份文化，即承担整合资源、赋能手艺人和区域发展的核心职能。

在现代民间文化开发尤其是旅游活动中，另有一类具有居间、中介身份特征的重要群体是文化经纪人（cultural broker）。文化经纪人多指在不同群体间扮演桥梁作用，具有跨越边界特征的代理人。科恩界定了文化经纪人的四大角色要素，分别为筛选（selection）、传递信息（information）、解释文化（interpretation）以及编造（fabrication），其中“解释”是最本质的职能。另有学者强调文化经纪人具有文化展示与群体交流效用。在此，可明晰文化中人与文化经纪人的核心职能差异，前者不止于对文化进行解释与展示，更致力于通过文化发展实践。目前，虽然文化经纪人概念的外延越发宽泛，内涵也渐趋模糊与不确定，有学者将机构、物和符号等非人中介亦涵括其中，也不断有文化经纪人直接占据文化资源开展相关实践活动。但研究指出，由他们打造的文化空间更似一个封闭的、与当地民众生活隔离的旅游地，并无地方社会与组织基础的互动融入，因而无法成为一种新的现实的生产方式，产生持续影响，以作用于当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这是地方内外部要素间的“机械结合型发展”，乃至外部要素对内部文化的强势改造。文化中人的实践则更具整合性，他们较有意识地在个体自我资源和地方区域禀赋间谋求互利，不仅为当地手艺人提供就业机会，更积极推动传统手工艺对接市场促进消费。通过联动多方优势资源形成良性互促，并立足地方推动传统文化发展。

但在地化并非内向型发展或内部自封，文化中人的整合性职能及其发展的现代性导向还要求该群体突破传统审美、迎合消费市场需求。这一职能与布尔迪厄分析的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ies）十分接近。布尔迪厄指出文化中介多从事提供象征产品与服务、文化生产和指导行业，诸如时尚和装饰专家、艺术手工业者等，具有沟通协调生产与消费，制造品味与区隔的作用。Negus进一步拓展了此概念的内涵，从更广泛的层面强调文化中介个体工作存在的基础及合法性，恰恰是在沟通“生产”（production）与“消费”（consumption）关系时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及其对整个互动过程的把控。与之相似，文化中人也具有链接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并发挥关键调控的作用，以及在文化层面满足消费者品味个性需求的职能。

基于以上对多群体身份特征的殊别，本文尝试将文化中人界定如下：文化中人是处于传统手工艺从造物设计到市场消费中的关键角色，兼具推动产销和塑造品味的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对传统手工艺怀有清楚认知和认同，依托个人所占据的不同资源优势嵌入地方场域后，发挥整合多元力量，构建联动性、在地化和内生性发展结构的核心职能，以及推动传统手工艺融入新消费者群体及新生活文化的关键职能。总体而言，文化中人的实践在地理区域和审美文化层面都有鲜明的跨越性和联动性特征。最后需强调，本文是在行动者网络意义层面关注该群体的实践。拉图尔对“中介”（intermediary）和“转义”（mediator）做了区分，指出前者是对意义或力量无转换的单一传递，“定义其输入就足以确定其输出”。相反，后者则会转变、转译，甚或修改它们本应表达的意义和元素，更能体现文化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因应性。综上，本文将使用“文化中人”（cultural mediators）这一分析性概念。

作者简介

张寒月，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1级民俗学博士研究生。

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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