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 | 传统工艺美术璀璨华夏文明——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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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 | 传统工艺美术璀璨华夏文明——青铜器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时间：1970-01-01 浏览量：72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青铜在古代被称作“吉金”，是当时的贵金属，只有贵族阶级才能拥有和享用。青铜器是指用青铜铸造成的器物，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化学性能稳定的特点。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风格，以其雄伟的造型、精湛的铸造工艺、古朴的纹饰和丰富多彩的铭文著称于世。它不仅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科学发掘的资料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就出土过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而最早的青铜容器则是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从此，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

我国的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形成，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约经历了十八个世纪。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一般器壁较薄，装饰花纹比较简单，纹饰以单层为主，铜器一般没有铭文。

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种类齐全，样式众多，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达到青铜器发展史上的高峰，青铜作品显示出无穷的艺术魅力。此时的青铜器壁较厚，形体高大，庄严肃穆，纹饰丰富。礼器除继承前期的鼎、鬲、甗、爵、斝等外，又出现了大量的新品种，如觥、方彝、盘、鉴、匜、簠、盨、壶、觯等，而且各类器物均有方形。尊则出现了各种造型的鸟兽尊，造型丰富多彩。纹饰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内容和种类十分丰富。既有写实的动物纹，又有大量的神异动物——饕餮纹、夔纹等，还有几何纹如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等，装饰手法运用多层次，高浮雕技法，一般底纹是细密的云雷纹，主纹则采用浮雕的手法，底纹和主纹形成强烈对比，形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商代后期的青铜器铭文不多，二、三十字铭文的仅有10余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从器形到纹饰大多延续了商代的特征，但又有变化，酒器的数量减少，礼器和食器增多。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既继承了早期厚重典雅的传统，又开后世新颖的风格，长篇铭文大量出现，内容包括政治、军事、赏赐、土地制度等。在纹饰上，饕餮纹逐渐减少，而鸟纹盛行，其中凤纹是西周中期的特有纹饰。西周晚期器型轻薄，装饰趋于简单化，程式化，但长篇铭文大量出现，如毛公鼎铭文将近500字。

后母戊鼎（司母戊鼎）商晚期

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鼎是古代人用于炖煮和盛肉的烹饪之器，相当现在的锅，有方、圆两种造型，高足支撑下面放木柴燃烧，鼎内放置食物。鼎在古代也是权力的象征。在商代，用鼎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如果超越上面的规定，叫“僭越”，是犯罪行为。

后母戊鼎造型为长方形，深腹，口部有一对立耳，四个柱形足，中空。双耳外侧饰一对虎纹，口中衔一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鼎身四面以饕餮纹作为主体纹饰，并有龙纹盘绕，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是牛首，下为饕餮纹。四足上部饰兽面纹，下部有三道弦纹，内壁有三字铭文“后母戊”。此鼎形体巨大，厚重典雅，世所罕见。代表了商代青铜冶炼技术的最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饕餮纹，是一种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兽面纹，是人们根据牛、羊、虎、熊等动物形象经过高度艺术夸张而提炼形成的一种纹饰，具有一种狰狞、神秘、威严的气氛，象征神权和力量，是商代和西周初期青铜器的主要装饰纹样。

四羊方尊商晚期

高58.3厘米口径52.4厘米重34.5公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尊是商和西周时期，用来盛酒的用具，分方、圆两种造型。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造型优美，它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身，以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堪称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整个器身为方形，分上、中、下、三部分、口颈部分呈喇叭口，线条流畅优美，足部是高圈方足，中间腹部是器物的重心所在。肩部四角是四只卷角山羊，羊头及卷角均为圆雕伸出器外，羊腿附着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尊的颈部装饰焦叶纹、夔纹。肩部有立雕四条盘绕的龙纹，羊前胸及颈背部装饰鳞纹，两侧装饰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部分装饰夔纹，全器上下满饰细密的雷纹为底。整件作品工艺精湛，精美绝伦，显示了商代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毛公鼎西周晚期

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该器为西周晚期毛公所有，故称毛公鼎，和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一起被誉为“四大国宝”。毛公鼎器形为大口，半圆形深腹，三足呈兽蹄形、口沿上有高大厚实的直立双耳，整个造型浑厚敦实而凝重。真正让它举世闻名的则是铸在内壁的铭文，共32行，499字，这是迄今发现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郭沫若先生对毛公鼎的赞誉是“一鼎一《尚书》”，这件鼎是周宣王时期的器物，毛公鼎铭文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

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由于已进入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大飞跃，青铜工艺又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青铜器的形制趋于复杂化。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青铜器出现了鲜明的地域特点。

青铜工艺普遍采用分铸法，并出现了先进的失蜡法、镶嵌、鎏金、金银错等工艺。在纹饰上，饕餮纹、夔纹已消失殆尽，普遍出现了蟠螭纹、蟠虺纹，它们组成盘屈纠结、穿插缭绕的纹样，形成上下左右连续的四方连续纹样，此外还出现有水陆攻战、宴乐渔猎等内容，第一次把社会重大题材表现在青铜器上，是中国装饰画的开始，起到了极好的装饰作用。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

长55.6厘米宽4.6厘米湖北省博物馆藏

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剑格上花纹嵌有蓝色琉璃及绿松石，出土时剑插于一素漆木鞘中，拔剑出鞘，寒光闪闪，毫无锈蚀，剑身有铭文2行，共8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春秋晚期，吴越之剑天下闻名，此剑是吴越名剑的代表作。由于此剑表面镀上了一层金属铬，此剑至今光亮如新，剑锋寒气逼人，说明春秋时期，我国的铸剑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吴王夫差矛春秋晚期

长29.5厘米宽3厘米湖北省博物馆藏

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器身与剑身相似而稍短，中线起脊，脊上有血槽，两面血槽后端各铸一兽首，下端作鱼尾纹，通体满饰菱形几何暗纹，基部有错金铭文2行，共8字，“吴王夫差自作用鈼”。此矛保存完好，铸技之精，工艺之美，可与越王勾践剑媲美，这一剑一矛被世人公认为是现存世上吴越青铜兵器中的神品。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

高273厘米架长748厘米宽335厘米重2500公斤湖北省博物馆藏

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了战国早期一座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墓，出土了各类精美的文物两万余件，其中这套编钟的出土轰动了全世界，被誉为“国之瑰宝”，是中国目前出土的40套编钟形体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是打击乐器，这套编钟在曲尺形的三层钟架上，完整的悬挂着64枚编钟和1枚铸钟，其中最上层悬挂钮钟19件，甬钟45件分别挂在中、下层，铸钟挂在下层甬钟中间，排列整齐，宏伟壮观。上下木质横梁上饰黑漆彩绘花纹，两端各有用失蜡法铸成的精美青铜浮雕花纹，构思巧妙。上下横梁的顶端铸有六个佩剑青铜武士用头和手托举，铜武士脚踏的底座雕满了互相缠绕的小蛇，每件编钟均有错金篆书铭文，全套编钟历经2500余年，仍然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乐律学典籍。这套编钟的出土，改写了我国的音乐发展史和青铜铸

造史。曾侯乙编钟其数量之多，作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音色之优美，保存之完好，都是前所未见，是世界考古史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是中国古代科技和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秦汉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最后转变期，由于冶铁工业及制陶、漆器工业的发达，使青铜铸造业范围缩小，但它在某些作品中仍呈现出余辉，如秦代的铜车马、汉代的长信宫灯、金银错的博山炉等，都是青铜器尾声中闪光的亮点。由于东汉瓷器的烧制成功，青铜器除了铜镜和佛像外，昔日辉煌的青铜铸造业基本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彩绘铜车马秦

198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发掘出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总重量约2.3吨，铜车、马和御官俑形体大小是真人、真马、真车的1/2。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形制最大、等级最高、装饰最华丽、结构最完整的铜车马。人、车、马全部用青铜铸造，并配有3400多个饰件，其中金饰件700余个，银饰件800多个。工艺极其复杂，采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錾刻、抛光、子母扣等十几种工艺手法，其中不少是秦代工匠的首创。铜车马不仅把青铜器和彩绘巧妙的结合起来，而且成功的铸造了铜俑、铜马的形象，赋予了复杂而精美的青铜器的生命之感，堪称“青铜之冠”，是中国举世无双的国之瑰宝。

一号车：古称立车通长225厘米通高152厘米总重量1061公斤陕西秦俑博物馆藏

车体小巧玲珑，铜车上的圆形蓬盖似一龟壳，寓意吉祥长寿，与四方形的车底相配，构成上圆下方的车身，表达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四匹马膘肥体壮，马身白色为底。御官俑立于伞下偏右处，身佩长剑，腰系玉佩，神情专注，双手作执辔的姿势。

二号车：古称安车通长317厘米高106厘米总重量1241公斤陕西秦俑博物馆藏

车分前后两部分，前室较小，是御手乘坐的地方。安车后室宽大，有三窗一门，是主人乘坐的地方，车窗可自由开合，窗板铸成菱花形小孔，可用来调节空气，具有通风保温的作用。

鎏金长信宫灯西汉

高48厘米重15.85公斤河北省博物馆藏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窦馆墓。作品通体鎏金，金碧辉煌，作一宫女双手执灯跪坐形，灯体设计极为巧妙，灯座、灯罩、宫女头部及右臂都可以自由拆卸，灯罩可以开合，下面还有一柄，可以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与强弱，右臂为烟道，体内中空，蜡烛点燃时，烟尘可以通过右臂贮存在体内，这样可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洁，定期进行清洗，这是我国2千多年前的环保产品。此灯造型构思巧妙，工艺精湛，是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此灯一出土，轰动全世界，被公认为“中华第一灯”，是汉代灯具中的国之瑰宝。

全银错博山炉西汉

高26厘米河北省博物馆藏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该炉为熏炉，烧香料用，炉体呈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雕镂成山形，象征海上的仙山“博山”，因此又称博山炉，秦汉时，都相信海上有仙山的神话。此炉盖上雕镂山峦群峰，上有人物、龙、虎、猿等动物，穿插在云气之间，形象生动，逼真，山间有孔，当香料在炉中燃烧时，烟气从镂孔冒出。这件作品无论在制造工艺和装饰艺术方面均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设计构思奇妙，造型饱满端庄，装饰富贵精美，线条流畅，是汉代博山炉中的精品。

青铜奔马（马踏飞燕）东汉

高34.5厘米长45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马作奔驰状，昂首翘尾，头微左侧，三蹄腾空，右后蹄踏在一飞鸟背上，鸟惊愕作回首状。铜奔马身形矫健，硕大的身躯准确的落在飞鸟背上，飞鸟形成底座，要使奔马的身躯保持平衡，这一支点掌握非常不易，体现了东汉青铜制造工艺发展的高超水平。铜奔马的身体造型生动、完美，古代工匠们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把奔马和飞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构思巧妙，工艺精湛，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1983年青铜奔马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代表中华民族文明古国的腾飞。

铜镜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用以照面饰容的日常用具，与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中国铜镜一般使用铜锡合金材料铸造而成，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目前考古见到的最早铜镜是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是圆形平板的式样，背面有拱形钮，纹饰简单。商周时期是铜镜的初步发展阶段，铜镜铸造不发达，远不如同期制作的青铜礼器，此时的铜镜造型仍都为圆形，镜体薄，镜形小，铜镜背部的图案都是以简易凸起的单线勾勒而成，十分质朴。

春秋战圈是中国铜镜第一个重大发展时期，此时的铜镜一扫前一阶段幼稚朴拙的风格，制作轻巧，纹饰精致，线条流畅，纹饰题材丰富多彩，既有几何纹、植物纹，又有动物纹。纹饰的表现手法多样，有浅浮雕、高浮雕、透空雕、金银错、嵌石、彩绘等，以浅浮雕最常见，一般采用底纹衬映主题纹饰的手法，主纹和底纹相映成趣，整个图案的组织完美而和谐。

西汉是中国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出土数量居历代铜镜之首。汉代铜镜在主题纹饰和表现技法上全面创新，赋予汉镜全新的审美情趣，纹饰题材广泛，构图复杂，表现神仙世界、神话传说、形象各异的禽鸟、瑞兽、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羽人等。同时铭文成为汉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排列灵活。东汉以后，运用浮雕技术表现主题纹饰，高低起伏，层次分明，活泼自如。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制镜工艺趋向衰落。随着隋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封建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迎来了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高峰，显示出一派富丽堂皇，千姿百态的新面貌。在镜形上，除了传统的圆形外，又新出现了花式镜，如葵花形、菱花形，带柄手镜和亚字形镜（又称四方委角镜）。在纹饰上，唐镜在主题纹饰和表现技法上别具一格，汉魏以来干篇一律的具有升仙思想的仙人异兽纹被象征幸福爱情的鸾凤、鸳鸯、蜂蝶以及繁花似锦的花朵所代替，自由活泼的禽鸟蜂蝶，体态俊美的飞仙，昂首飞腾的巨龙，寓意吉祥的人物故事成为主题纹饰，整个图案格调优雅，丰满柔和，布局自由、奔放、活泼。在纹饰构图上出现了放射式、散点式、独立式、对称式、旋转式、满花式，一改汉代铜镜拘谨之态而形成流畅、清新、优雅的风格。在纹饰技法上，除了传统的铸造法，又幽现了金银平脱、螺钿镶嵌、贴金嵌银等技法，显示出一派富丽堂皇、千姿百态的新面貌。

打马球菱花镜唐

直径18.5厘米扬州市博物馆藏

1975年出土于江苏扬州邗江太安公社。菱花形、半圆形钮，主题纹饰是骑马打球，四名骑士各骑一匹马，围镜钮作顺时针方向环绕，有的高举球杆，有的附身向前，作击球状，骏马驰骋，形象逼真生动，四马之间，衬以花枝，生动活泼的画面再现了打马球紧张激烈的场面。外缘饰折枝花卉。打马球运动始于波斯，后传入我国，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此为唐代铜镜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价值。

两宋铜镜总体上已进入衰退阶段，在制作上显露出草率和粗劣之态，重实用而不尚花纹，有花纹装饰的铜镜，则以娇柔纤细的缠枝花和凤鸟为主要题材，也有神仙人物、飞天云鹤、鹤鹿同春等题材，还有十分珍贵的蹴鞠纹。在铭文上，以商标铭记镜为主。

元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铸镜业江河日下，已走向中国铜镜的尾声，明清两代的宫廷铸镜多数质量上佳，铜质精细，纹饰优美，并配以镜架、镜套、镜盒，格外别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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